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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治理理论；全球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
一、全球治理理论的概述
（一）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全球治理理论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综合体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最初成为学术术语来自詹姆斯・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罗西瑙从全球高度出发，将全球治理用于分析全球生活，全球变革，全球迁移。强调从多个方向观察，摒弃传统的片面的思考方式，将一体化和碎片化方式有效结合。以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等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明确提出了“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的理念。
（二）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治理理论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等领域。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世界银行本年的年度报告把治理一词从企业管理层面提升到国家管理层面，使治理一词突破了经济学的范畴。典型表现在为，在应对某些国家的政府出现的空心化问题上，用治理这个视角来解析并提出解决方式，使得治理向公共管理的领域迈进，并最终对国家的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治理理论从国内公共问题扩展到国际公共问题。美苏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公共管理开始面临走向全球公共管理的新要求。对全球化及其全球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促成了对全球治理规范的建构。在这一大背景下，全球治理研究蓬勃兴起。其中90年代中期以后，治理应用于全球事务，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将全球治理的理论渗透到环境事务领域。
第三，治理主体不断拓展。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其理论的主体也在不断的扩大。起初，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主体的。但是，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方面，国家的缺陷暴露得一览无遗。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影响力不断加大，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又一重要主体。同时，跨国公司中的经营者、高级技术人员等个人也最大限度地为增加共同利益而努力这一事耍，使得公民个人特别是精英也成为了全球治理理论的主体之一。
二、全球环境治理主体的研究现状
（一）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环境问题的高渗透性，使得各个学科都对其极为关注。不少著作中大量的描写都显示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希望能够引起人类的重视，环境治理已刻不容缓。其中包括芭芭拉・沃德的《只有一个地球》，亨利・戴维・梭罗所写的《瓦尔登湖》，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等。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写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希望人类积极反思，对于环境这个重要问题引起极大关注。罗马俱乐部编写了《增长的极限》，将全球问题的研究概括为五个方面，并称其为“人类困境研究”。
（二）全球环境治理主体的研究。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研究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这样描述，“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全球环境：机构、法律和政策》一书中指出国家、政府问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是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罗琳・埃利奥特的《环境的全球政治》中也对这几类治理主体持认同意见。国内的学者也有不少撰文研究这个问题。
三、全球治理理论引发全球环境治理主体的新发展
当前环境问题主要分为十个方面：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是土地荒漠化、废物质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面积锐减、水资源枯竭、海洋污染、核污染、噪音污染。
（一）全球治理理论促进全球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环境问题多数是起源于某一国或者某一地区，最初只对该国或者该地区产生危害及影响。针对这种国内问题，中央政府一般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会施以积极手段进行治理，甚至不惜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国际上仍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参与国际行动，应对国际问题。然而在全球治理理论下，当前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已经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自身作出了一定的调整：
一是在观念上，国家在强调国家特殊性的前提下，也看到了国家共有的一面。纵观国际社会中国家的举措，国家在应对国际社会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时，大多均尊重国际惯例，接受绝大多数国家共同默认的观念，重视当前反映人类政治的进步要求。
二是在制度上，不少国家已积极将本国国内的制度及法律与国际的制度与法律相互调适，改善或摒弃那些仅符合自身国家利益，而与人类共同利益背道而驰的法律法规。
三是在利益的认知上，国家不再单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是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各国人民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联系起来，以理性、共赢的理念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中。
（二）全球治理理论壮大全球环境治理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使得处于环境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获得了极大增长，除规模和影响均很大的全球性环境非政府组织，例如世界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以外，还出现治理和保护环境运动、大学、专业机构以及政策部门环境专业和项目。当前，环境非政府组织中有着不少组织良好、沟通良好的大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可以说，这是全球治理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获得的新发展，也是国际环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获得通过 中国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な痉肚的战略思考お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职业教育发展 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国务院印发《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启动“数据全球行动计划”以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G20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关于对《吉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解读 矿山开采对水环境的影响趋势及可持续发展措施 浅析矿区环境影响元素及可持续发展 从千年发展目标走向可持续发展：教育2030实施的现状、挑战及对策 环境税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析 岩土工程施工对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江苏省环境保护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路径 浅析环境污染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环境承载力对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水产养殖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可持续发展 浅析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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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i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World and China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ONG Liang ZHANG Haibin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 合作困境 途径 机制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代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最严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地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陆地、海洋、大气层和生物圈等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相互依存，各种环境问题的相互关联性使得不能孤立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做出反应，需要全球性综合性的气候治理合作，来避免和减缓其可能加剧其他环境问题的恶化。
一、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共产品特性
近三百年来，工业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当代环境问题较之历史上的每一个年代都凸显出了其紧迫性与严峻性。尤其是最近50年，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每个角落。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范围内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
气候变化是一个在全球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出现的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具有三点特征。第一，全球公共性。全球性公共问题的范围往往超越任何单一国家的管辖权，因此在问题的解决或有效的治理上，仅凭一国之力难以独立完成。另外由于议题的全球性使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而不受影响。第二，超越国界的外部效应。正因为全球议题的公共性，当一国采取了某项行为其后果则可能是由其他国家和人民承担。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对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破坏不仅对自身国家人民的生活造成威胁，更会突破国界的限制，恶化其他国家的生活品质。第三是政治性。全球事务的公共性以及跨越国界的外部效应，都使得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某种政治性的制度安排来完成。无论是出于追求共同利益，或是避免共同灾难，单边强权的干预、双边议题的联结或是多边机制的建立等政治性安排，皆已成为处理全球性事务的必要考虑与手段。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对应，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是指任何一个人对于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物品。公共产品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消费的非竞争性，二是收益的非排他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其他人消费的减少”，即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对此公共产品消费的利益；收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就可以供所有人消费，要排除其他人消费这种公共产品是不可能的，或者费用非常高。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空间范围划分，可分为全球公共产品、国家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是国家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才能为其公民提供的收益和好处，是公共产品在全球层面上的扩展。很显然，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利用与保护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因为温室气体减排的收益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由一个国家或地区削减排放改善气候的福利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权享受，气候治理就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
全球气候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充足的全球公共产品，但是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远比国内公共产品的提供更复杂、更具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社团、企业与个人等，在资金筹措途径上，源于这些行为体的自愿贡献；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机制是谈判，而不是垂直型的决策方式；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契约，即以各种国际公约和协议的形式规定各个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由于全球性公共产品是在尊重各国的前提下，由各国根据自愿参与的原则来提供的，因此它更多的带有“俱乐部产品”的性质，即只有交纳了一定的规费和会费并承担公共产品的社会边际成本，成员国才有权享用这一公共产品。
二、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困境
为什么在全球变暖和减低碳排量问题上，各国较难以自觉达成合作？
首先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气候变化问题尚且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从物理科学方面，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无法精准确定的，包括可能造成的灾害以及突发性气候灾害；对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变化，人类社会如何预防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问题目前都不确定，对特别是在较长时期范围内的排放量对未来环境和气候的影响，我们更无法确知， 这也是美国退出京都协议的一个理由之一。
在国际协议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强制性地推进各国的合作和协议的执行。因此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由于缺乏强制执行的机构，国际环境协议的合约不具有约束力，每个国家都可以不参与、不执行甚至退出协议，因此国际协议缺乏执行权力。
1.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囚徒困境
当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低参与数为两个行为者时，假设玩家1和玩家2是两个身处全球体系中、需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行为体，我们可以模拟出两国在参与气候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静态博弈情景。
全球气候治理可用囚徒困境来模拟,因为在这一博弈模型中有且只有一个恒优策略的存在。而每一个行为者都拥有一个恒优策略，这就意味着不管对手做出怎样的选择或回应，都有一个能使自身风险降到最低并且能相对获得收益的策略。用博弈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要结论：气候治理的囚徒困境不仅仅是沟通失败的问题。沟通本身不会化解这场囚徒困境，正是因为这一博弈中恒优策略的存在：通常每一个国家或地区行为者维持高碳排放量的动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依靠消耗大量化石燃料获得经济发展的阶段，缺乏以牺牲自身发展的机会来执行节能减排的意愿。若不看科学层面仅看社会层面，通俗来讲，就是在全球变暖和碳排量问题上， 通常每个行为体都有排碳的动机，如果大家都想减排，我没有必要跟风；如果别人真的减排了又与我何干，我照样用着热水，开着大排量汽车，这些情况都导致了糟糕的结果。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经常出现，比如生态化、生态化、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文化等，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的核心。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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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 工业 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 经济 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 发展 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 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 金融 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 历史 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 发展 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 经济 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全球环境基金；中国；赠款；增量成本
Abstract:Beginning from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problems. The first is whether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as an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providing grant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truly done justice to China. The second is what role China plays in this organization 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The third is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role of China in the organization.
Key words: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China; grant; increment cost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的第一章开头引用了1963年蕾切尔卡逊谈论“环境污染”问题时的一段话：回首历史，我发现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情景。请诸位回想一下查尔斯达尔文在发表进化论之后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人类起源于先前生存的生物这一观点，被当时社会愤怒地拒绝了，而这种拒绝不仅来自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公众，而且也来自与达尔文同在科学领域工作的同行们。许多年之后，《物种起源》所阐述的观点才得以确立。如今，知识界已很少有人会否认生物进化的事实了。然而我们当中却有许多人拒不承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即影响着与人类具有进化渊源的成千上万物种的环境，也同样在影响着人类。［1］
在卡逊的时代的确有许多人拒不承认这一推论。但是，在已经步入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还有人否认这一推论，那么他将被看作是异类。同样是后知后觉，但影响却相去甚远。前一种后知后觉，也就是对于抵触达尔文进化论的人而言，其影响仅仅是晚了些年头认识到猴子是人类的近亲；但是后一种后知后觉，也就是对于拒绝生态理论的人而言，其影响却是从1963年至今①的四十五个年头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以几何级逐年增加！也就是说，那些曾经拒绝生态理论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残害着全人类②。既然全人类在面对环境污染威胁时是不分民族、肤色、国籍、贫富的，那么这种环境面前“人人有责”③就构成了全人类共同治理环境污染的动力。因此，在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理论的大方向指引下，各种各样的环境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国际舞台上，其中，较为特别的就是全球环境基金（GEF）。说它特别，是因为全球环境基金（GEF）是为各主权国家提供环境治理经费的国际组织。它是以改善全球环境为目标的国际金融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赠款，帮助其开展有益于全球环境的活动。［2］1那么，全球环境基金的赠款是否是对发展中国家真正的赠与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国际环境组织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未来，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又会走向何方呢？笔者尝试着从解析全球环境基金的几个专有名词入手，回答上述问题。
一、全球环境基金专用名词的概念解析
想要全面了解中国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关系就必须先了解环境全球基金对发展中国家的赠款到底是否像字面上理解的那样轻松。
（一）赠款（grant）
“赠款”一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听起来是一种不需要偿甚至是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款项。单从字面来看，全球环境基金似乎是一个国际慈善机构，一味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环境的资金而不求回报。但事实上，在全球环境基金中同时存在着贷款、赠款、信贷、直接投资等多种截然不同的融资类型。全球环境基金工作的10项业务原则中的第二条是这样陈述的：“GEF将提供新的、额外的赠款和优惠资金，以满足为实现公认的全球环境效益而采取措施的议定的额外成本。”［2］6也就是说，只有“额外成本”或者叫做“增量成本”才能够获得赠款。这种定位，一方面使得获得赠款的资格审查甚为严格，另一方面也使得赠款的金额大幅缩水，因此，这种赠款并非像听起来那样慷慨。
（二）增量成本
试图全面解析“赠款”就必须解释“增量成本”这个全球环境基金的核心概念。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各国首先在国家层面上开展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这符合各国自身的利益。但是，对许多危害全球环境的问题，如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国际水域污染等等，仅靠在各国自身发展需要的层面上开展活动，还不能满足在全球范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采取一个国家自身发展所需之外的更多行动。这种附加行动可以产生全球都能分享的附加效益。而实施这种附加行动的成本，往往超出了一个国家为实现其自身发展目标所需的成本。GEF把这种附加行动的成本叫增量成本。GEF为其各业务领域仅提供增量成本部分的资金支持。”［2］137可见，增量成本是一个差值，而不是全部的项目资金。这个差值等于全部项目资金减去只能达到本国一国利益目标的替代方案的成本。这也就是对一个国家选择全球利益方案、而不仅仅是本国自身利益进行环境治理的一种补贴和鼓励的资金。
（三）项目基线
对应于“增量”概念，则存在于GEF项目“基线”的概念。所谓基线，就是一些已经确定要进行的工作或活动，归属或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优先内容，并构成设计和实施GEF项目的基础。通过实施GEF项目，项目的“基线”工作或活动可以产生和扩展环境效益。［2］7鉴于各个国家的各种基线是动态的和演进的，因此，对于更复杂的情形，GEF一般采用为总体发展目标制定的基线，而不是为估算一项个别的GEF额外成本而特地形成的基线。［2］274这样做既可以减少估算基线的人力物力，也可以使基线的建立更加透明可信。
（四）融资
全球环境基金作为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其资金的来源必然备受关注。GEF对项目融资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融资是由GEF各机构或者其他非GEF机构所承诺的项目资金，这些资金对于实现GEF项目目标非常关键。GEF项目融资的来源包括：（1）来自GEF的执行机构和实施机构自身的融资；（2）受援国政府以配套资金方式提供的融资，例如用于基线活动或基础活动的资金，这些活动是项目工作必需的，或者没有这些活动项目就无法实施；（3）为同一项目从其他机构带动的资金，这些机构包括其他的多边机构、双边发展合作机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以及受益方。［2］9-10
二、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中的作用分析
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中具有双重角色：受援国和捐款国。除此之外，中国还是全球环境基金的成员国。
（一）举足轻重的成员国
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这个国际组织中活力四射。首先，自1990年11月以来，中国作为25个创始国之一，参与了全球环境基金的建立；其次，中国和几个大的GEF捐款国（如美国、日本、德国等）一样，一直拥有一个独立的理事席位；再次，GEF的第二次成员国大会①于2002年10月在中国北京召开。
另外，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资金分配框架（Resource Allocation Framework， RAF）的模式选择这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中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最终，中国与欧盟提供的“筛选模式”②获得了较多的支持，在事实上压倒了美国坚持采用的“单个国家分配模式”③。
（二）受资助最多的受援国
中国是获得GEF资助最多的国家。截至2006年12月，中国GEF项目（指国家项目）获得的GEF赠款和赠款承诺已经达5.3亿美元。表1显示了中国获得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各业务领域资金的分布情况和资金资助各业务领域的项目数量。［2］104-105
（三）发展中国家中捐资最多的捐款国
中国从GEF试运行期开始就一直对GEF增资捐款，是少数几个对GEF捐款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是发展中国家中捐款数额最大的国家。中国对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GEF信托基金的捐款数额分别为560万美元、820万美元、951万美元和951万美元。［2］105增资变化曲线见图1。
三、全球环境基金中的中国将何去何从
由此可见，现阶段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那么，未来的中国将会在全球环境基金这一国际政府间组织中何去何从呢？
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支出，对于人口严重超载的中国来说的确是个沉重的包袱，因而国际上能够提供给中国的帮助是越多越好。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经费到底能有多大帮助呢？一方面，中国每年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总投入从2001年的1 106.6亿元人民币，逐年增加提高到2006年的2 567.8亿元人民币（图2）。另一方面，截至2006年12月，中国从全球环境基金所获得的赠款和赠款承诺为5.3亿美元（约合40亿元人民币）。这样巨大的数字差距在图2中可以更直观地表现出来。
这种巨大的数字差距足以表明全球环境基金对中国的赠款在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所占比重并不大。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全球环境基金的援助并不是非常重要或者不可缺少的。
然而，中国更应重视全球环境基金作为一个跨国治理主体和国际机制的作用。凯瑟琳斯金克和马格里特E凯克认为，跨国治理是一种发展趋势，而且在环境领域显得尤为突出。［3］在这种跨国治理中，治理主体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也包括新兴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根据共同的利益，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以其构建了共同的制度。［4］因此，全球环境基金既可被看作一个跨国治理主体，同时也可被认为是一个国际机制。在全球环境基金中，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员国身份对该组织以及参与其中的其他国家有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同时中国也可以参与该组织的规则制定。就像笔者在第二部分中提到的“资金分配框架的模式选择”例子一样，中国可以在这一国际机制中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提案并在讨论环节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磋商达成最后共识。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中国不仅能够以符合国际规则的方式达到自身的期许和目的，同时也可以塑造绿色的国际形象并以此替代（或减轻）“异质国家”这一传统的不良国际形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全球环境基金确实对发展中国家赠款，但是建立在“增量成本”和“项目基线”等概念的严格界定之上的，这不仅使得获得赠款的资格审查甚为严格，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赠款的金额大幅缩水；第二，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中的作用可被概括为举足轻重的成员国、受资助最多的受援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中捐资最多的捐款国；第三，虽然援助并非不可缺少但国际机制作用对中国而言更加重要，中国未来将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其中，并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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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治理；变化；中国；应对之策
一、当今全球治理环境中出现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深化，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但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问题日渐增多，无法靠一国或单个地区组织独立应对，世界各国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解决问题，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从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至今，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方向之一。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所谓新兴经济体，其特征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新兴经济代表的实体，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英国《经济学家》将新兴经济体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也称“金砖国家”；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韩国、南非、菲律宾、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埃及等“新钻”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开始削弱，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一个转型时期的到来。
（二）非传统安全全球化引发的多元化安全问题 在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中，传统安全是国际关系的主题，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其威胁因素主要是国家之间军事、政治、冲突而引发，具体可以概括为三类：军备竞赛、军事威慑与战争。而非传统安全则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可以理解为是国际社会“新的安全威胁”，主体是各个国家，其威胁因素也更加多元复杂。全球治理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措施，非传统安全的全球化及其伴随出现的新安全问题要求人们进一步去完善，仅凭靠单一国家或区域的努力不能够应对这种挑战。当今世界中非传统安全带来的新安全问题已经代替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众多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全球治理新环境为中国带来的机遇
（一）全球经济需要中国成为变革“领导者” 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席卷全球，自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痼疾暴露无遗，随之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更加低迷的处境。然而新兴经济体凭借强劲的增势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一针“强心剂”，成为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亮点。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一员，同时也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有实力充当全球经济体系变革中的“领导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正起到不可替代的变革领导作用，同时也得到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认可与合作愿望，这在过去欧美大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中是难以想象的。
（二）日趋复杂的国际事务需要中国参与 作为全球化体系中的受益者，当今中国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社会，开始逐步参与到全球治理各领域之中。总体看来，以往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参与全球治理的偏重程度较高。
三、全球治理中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一）国家经济实力与其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不匹配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令世界震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权国、第二大进口国等经济实力指标排名都表明了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展现出雄厚经济发展实力的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域中却没有这般夺目，在国际经济舞台之中的话语权与所处地位都不足以与自身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纵观整个国际社会，这种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不相符的困境并不是中国需要面对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亦是如此，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
（二）错综复杂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构成障碍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使得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趋紧密，与各国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愈加深化。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国家，中国相对有着数量众多的邻国与较长的海岸线，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周边环境与多变的国家间关系。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吸引着各个国家的关注，也使得“中国”等相关言论滋生与传播。在美国等传统西方国家的支持背景下，中国的正常发展也正面临周边严峻形势的考验，也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行动起到阻碍的作用。
四、当今中国应对之策
（一）兼顾并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双重身份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总量在全球已处于领先，但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结构、产品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国民教育、人口素质水平、社会成熟程度、等诸多方面还是只能称作发展中国家。综合来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身份的“定位”必然是这两种身份的兼顾与并存，不应该片面强调或否定任何一种。尤其是不能用传统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来替代或忽视我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定位。通过中国的双重身份去制定国家的决策战略才能够使中国保持自身稳定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多承担的国际社会赋予新责任与新义务。
（二）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各领域的参与程度 2001年加入WTO以来，因为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偏重程度一直较高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更多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既是国际社会的对于解决新出现的各种跨国性问题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所必须担负的责任。波兰前总理约瑟夫・奥莱克西说过：“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无法有效地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投入全球治理新环境中，可以帮助自身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仅有利于自身崛起的国际环境，更能使国际社会的未来与大国关系向着和平稳定的积极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化： 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观测图绘制。该图的绘制主要针对城市环境中某些特定参数，例如化学元素种类，在该图中应当有相关的标示，且每种元素的检测值应当与分布地理位置进行对应。这继承了传统地球化学观测图的绘制方法。
（2）化学系统分布图绘制。该图需要针对区域进行，通过特定的观测手段与数据统计，将区域内地球化学的相关参数以空间分布形式展现出来。
（3）化学系统关系图绘制。有了化学系统的数据分布，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将这些信息有条理的建立联系。例如水文观测与地球环境化学转移，运用模拟迁移对地球化学的运动规律进行分析。景观地球学则更有利于展示地球化学的系统概览，对于化学转移的过程有更加直观的理解，相关化学控制因素也更加突出。这样的关系图能够有效的模拟真实环境系统的各项化学行为，并且在加入评价体系后，人类主观的参与可以将该图作为环境规划的主要参考内容。
（4）预测图绘制。更接近实际的地理图，通过分布图和关系图的分析，在预测图上针对区域进行环境污染的分析，预测污染的过程和涉及范围，在联系实际情况规划污染治理策略，是主要的环境治理参考图。
2.城市环境地球化学中人为因素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向自然环境中释放了多种有害元素，这些元素一是生产活动释放，例如化肥农药的使用，向自然环境中释放了打破原有平衡的元素，还改变了土壤的主要结构，破坏了土壤化学平衡，相应的土壤受到污染还会将这些有害元素通过循环作用释放到更大的环境中；二是生活废物的排放，这些有害废物不经处理直接进入环境中，例如生活废水和垃圾，因为食物变质产生的有害元素因此进入土壤或者水环境，城市垃圾的主要处理方法填埋等几种处理方法又将这些有害元素富集起来，加重了城市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的污染。
二、城市环境地球化学治理工程学
城市环境出现了严重污染，就需要人为进行治理和帮助环境进行自我恢复，地球环境治理工程学的相关技术和原理就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治理学是工程学新生分支学科，对环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其根本目标和基本科学思想来看，有着巨大的环境经济效益，应当受到国家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地球环境治理工程学也可以称作是地球化学改造应用科学，利用地球自然资源和基础化学特性，尽量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按照原有化学环境进行人为的平衡。地球环境治理工程学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地球环境化学基本原理入手，研究地球上各大生态体系及生态体系之间的关系，更关注了交互关系的研究，将污染原理、规律和环境效应直观的表达出来，所以地球环境治理工程学应当用做与环境发展，合理治理和修复以破坏的城市生态坏境。
一、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
芬兰学者指出，冷战终结后，北极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就由对抗向合作转变，并体现出高度的稳定性特征；而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个层面的新变化不断体现出来。一方面，北极国家日益重视国家和经济发展，正如其新近陆续的国家战略所显示的那样，都极度渴望开发北极地区的能源和资源；另一方面，北极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由于环境保护及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对于该地区的环保和发展施加着广泛的积极影响。同时，全球化所带来的自由流动以及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该地区逐步显现出来。此外，非北极国家希望积极介入地区事务，从而使整个北极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物流运输都具备了一种全球性的张力。这种现象使得北极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已超越了传统的冲突与合作等术语的意涵；北极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在世界政治中日益突出，并对安全话语体系及其本体的界定带来某种变化。
中国学者则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北极八国均将避免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作为自身的重要利益，由此“治理”在北极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进而使得北极事务具有了某种全球视野。首先，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问题，全世界所有国家均受其影响，而北极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预警系统；其次，来源于陆地的北极海域污染问题，尤其是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及重金属污染，对北极生态系统带来极大破坏，进而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再次，由于北极海冰消融所带来的开辟北极航运的巨大商机使得在全球层面就科学研究、规范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展国际合作成为可能；最后，北极地区存在着国际海底区域及公海等部分“全球公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从而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换言之，气候变化和北极航运等议题的出现使得北极事务具有了全球意义，这也为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对于北极安全问题，有挪威学者指出，尽管“安全”这一术语本身在北极的特定语境中存在已久，但该术语的运用却深深地打上了冷战的历史烙印，那时北极只不过是国家部署核设施的军事前沿阵地；北极居民的利益、价值和诉求从未被纳入安全的考量。冷战终结以来，“安全”逐步与那种狭隘的军事理念脱钩，日益成为不同行为体提出各自诉求的平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所倡导的“环境安全”就意识到环境以及环境的维系对于人类和国家的生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了90年代，安全的概念则发展到了“人类安全”阶段，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界都对个人安全和集体安全（community security）的概念进行了重塑。
中国学者则主要从北极环境变化本身对全球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北极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对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都将带来重大影响，因此从全球、地区及双边层面推进涉北极事务的机制建设是当务之急。
有挪威学者从航运及能源政策角度探析了俄罗斯在北极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角色，认为北方海航道作为俄国内一条重要的航运线路未来在沟通欧亚海上贸易方面将发挥作用。尽管存在对航道法律地位的争议，但俄不会放松对航道的实际控制。由于俄罗斯油气公司缺乏海上开发经验以及资金缺口巨大，俄北极地区油气开采项目多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美国埃克森美孚、意大利埃尼、挪威国油等国际石油巨头均已参与其中。俄北极航道开发和北极油气项目开发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从中短期而言，北方海航道开辟所需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俄北极能源项目的开展，而俄北极地区重点能源项目的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北极航道的畅通运转。
有中国学者从更广泛的视角探讨了北极航道的开辟和利用。该学者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加剧，原先的冰封水域已日益变得适于国际航行，三条潜在的航运贸易线路，即东北航道、西北航道以及中心（穿极）航道已显现出来。根据其课题组的研究发现，未来通过北极航道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两大类，即通过东北航道单向输往亚洲市场的液化天然气（LNG）贸易（2030年将有望达到1000万吨），以及远东地区与北大西洋地区之间的双向集装箱贸易（仅计算从远东地区到北大西洋地区集装箱货运量2030年就将达到1700万标准箱）。这必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北极治理与国际合作
有中国学者对全球环境治理与北极治理必须协同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全球环境危机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气候变化、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显现；这些问题都是彼此关联、相互交织的，且均已超过了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应对能力。2012年的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进一步表明了国际社会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政治意愿和行动计划。但目前的全球环境治理还存在着缺乏权威、碎片化、执行上的鸿沟以及资金缺乏或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全球环境治理的机制和架构均需进行改革。该学者提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以及地缘气候三者均应纳入全球环境治理的整体考量之中，从而实现协同发展。
还有中国学者探讨了原住民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指出当前的北极治理主要集中于政治层面上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过于重视国际社会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北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人类与北极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而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和知识在北极治理进程中则可发挥独特的作用。经验认知、道德权威、决策协商一致、与环境融为一体（Being part of the environment）、为共同利益合理利用资源、尊重多样性等原住民治理的基本原则对于北极治理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目前原住民在北极治理中还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还不是一支能够决定北极事务的独立政治力量。
来自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的学者探讨了北极理事会在地区“软安全”治理中的作用。虽然军事安全已被明确排除在其授权范围之外，但北极理事会仍能在加强北极地区的“软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理事会在协调北极国家间的不同利益，增进战略互信及区域有效合作等方面卓有成效。当前，北极的环境变化急需国际社会在科学和政治上付出更大努力以应对因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此外，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中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域外行为体均试图参与理事会的工作。鉴于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对主要区域性治理机构——北极理事会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而除了内部机构改革外，对域外行为体的开放度问题，亦即是否接纳新观察员是理事会今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尽管2009年的特罗姆瑟和2011年的努克部长会议均搁置或回避了接纳观察员的问题，但2013年5月在瑞典基鲁纳（Kiruna）举行的北极理事会新一届部长会议将不得不做出某种决断，而能否出台一个让各方均感到满意的方案将是对北极理事会的一次重大考验。
三、北极事务和中国参与
来自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公室的专家介绍了中国极地事务管理部门的组织架构、主要职能以及中国的五次北极科考活动。他指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主要还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未来，中国将通过双边合作以及北极理事会、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和国际海事组织等多边渠道，在北极气候变化、环境监测、海冰冰情预报、航道利用、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科学研究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中国学者还结合欧盟最新推出的北极战略文件探讨了中欧之间开展北极合作的可能性。他认为，欧盟委员会2012年7月的《发展中的欧盟北极政策：2008年以来的进展和未来的行动步骤》这一战略文件，充分表明其致力于成为北极治理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定位；而在北极政策立场方面，中欧之间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中欧都试图打破北冰洋沿岸五国的垄断，扩大北极事务的参与权；在北极相关水域的法律定位问题上，双方均认为应为北极航道的自由航行奠定制度基础等，这些因素为二者开展北极合作提供了某种可能。2012年9月的《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明确提及双方“认识到北极地区的日益重要性，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海洋运输等相关方面，同意就北极事务交换意见”；这无疑为未来双方就北极事务展开政策协调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挪威专家探讨了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正当性，认为中国与北极的利益关联并不局限于气候变化，在自然资源开发、北极航道利用等方面，中国同样也拥有合理的经济利益；此外，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参与北极理事会将提升理事会的知名度和相关性，并且中国是全球治理进程的建设，坚定支持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联合国机制。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爱游戏AYX声明：注意自我保护，谨防受骗上当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IT）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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