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中核派一连串的武斗行动，「武装革命」似乎正在变为现实与必要。经过1969年一整年的暴力斗争作战，新左翼阵营内部要求进行武装革命的气氛越来越高涨，新左翼理论家们也开始越来越热烈地讨论武装革命的方法论。1970年代上半叶的书店里，除了可以买到『腹腹时计』、『球根栽培法』这种教学如何制作爆弹和火焰瓶的著作以外，「都市游击战论」、「战争论」、「内乱论」等论述各种革命军事战略论、战术论的著作也一时间百花齐放。

中核派自然不能免其潮流，他们在1969年就十分认真地讨论革命了。1969年11月，在佐藤荣作访美阻止斗争前，中核派内部编写了如此的文件：

对于阶级斗争的形态发展，如果硬要从图式上看（大致如此）：

①和平罢工和示威。
②示威和罢工的战斗化，为其贯彻而进行的初步武装，与警察力量的冲突，占据=堡垒化。
③为革命性地贯彻罢工和示威（或采取为了贯彻的形式）而进行的比较高水平的武装（巷战化的初步）和列宁所谓的游击战争的初步形态的二者结合。
④明确准备同时性起义的同时，以总罢工、示威为基础的小战斗、部分起义（高度的巷战等）和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争的结合。
⑤全副武装的起义。

可以分为等以上的诸多阶段。这五个阶段是极其粗暴地划分出来的，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正如列宁所说，根据统一的武装起义（狭义意义上的革命）是否成为基本课题，可以有很大的区分。我们认为，今天日本的阶级斗争是向以起义为基本课题的时代过渡的时期，或者说是这个时代的摇篮。也就是说，虽然①、②依然是重要的原因，但从②到③的道路开辟是紧急的课题，通过胜利的完成，抓住从④到⑤的前景。极端实际地说，就是动用所有手段压制机动队，能否用实力将其粉碎。阶级斗争在斗争形式上的这种开展，当然是同斗争组织的改编和加强、党组织的重新武装紧紧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特别是为了完成刚才所说的从②到③的今天的课题，彻底执行对『全共斗』和『全共斗』行动队、反战委员会和反战行动队的数量和质量的强化……包括不怕死的精神武装），以及建设其他必要的组织和小组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不可缺少的。

火焰瓶在1969年1月的东大斗争首次得到应用后，快速向全国推广开来，而且技术上也进行了升级，变成了自动爆炸式。在新左翼武斗方面最高级的自制爆弹和军火也开始首次登场。在战术方面，中核派开始从大规模手持木棒的队伍对抗机动队，变成由小规模军团编制进行游击队运动，同时配合武器采备人员和运输人员行动。

1969年4月冲绳斗争中，中核派领袖本多延嘉因为发表「冲绳斗争是革命的出发」的言论①，被政府动用破防法（破坏活动防止法，禁止煽动「暴力主义破坏活动」，1952年制定以防备日共武装革命）而逮捕。如果中核派也被适用破防法的话，他们将面临日本政府的全力打压，同时被迫完全转入地下活动。对此，他们不得不继续意识到了自己作为革命政党的不足之处：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斗争基本上是作为合法团体进行的公开宣传和准备，在『四二八』之前，完全没有事先准备好被抓捕的斗争。学生们在『全学联』和『全共斗』上公然讨论了斗争形式，除了直接的作战以外，都以敌人也能明白的形式传达给大众。反战劳工的情况则是，在成员的防卫上保持着一定的非公开性，但斗争准备本身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三里冢现场斗争等也是如此。因此，从准备阶段开始，我们就没有过逃避权力的视线而进行活动的体验，特别是在对组织外的群众进行秘密宣传、号召集结、组织为实际行动的方法上，可以说几乎没有经验。但是，这样是无法与破防法战斗的。」

为了逆转这种合法主义的组织状态，他们加速地重组了自己的组织，将地上合法领导集团和地下不公开领导集团分开，中核派的politburo委员几乎全部转入地下，公开的指导部则在池袋的前进社活动。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开领导层，中核派还努力争取议员席位，实行议会斗争。在1969年6月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中核派推举北小路敏作为候选人，但以一万五千票落选。但在1971年的东京区议员选举中，长谷川英宪获得了区议员选举中空前的近一万票，以最高位当选。两位候选人的选举组织——杉并革新联盟，就是中核派的另一个公开据点。因此，杉并革新联盟后来受到了革马派的多次袭击。在1969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除了北小陆敏之外，中核派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荐了六名候选人，其中四人当选，于是中核派可以自豪地宣告：「作为第六大政党，中核派已经在日本社会扎下了根。」

于是他们整装待发，准备在1969年11月发动佐藤荣作访美阻止斗争——并要把这场斗争发展成为一场新左翼与国家权力的大决战，因此他们把这场斗争称呼为「十一月决战」。他们意气风发地宣告：「我们同盟能否真正作为先锋党领导日本革命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将在十一月到来的道路上开始。在十一月决战中，我们不仅仅是日本社会中突出的小集团，而是决定日本阶级关系的主体，是掌握日本历史命脉的势力。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也不管我们是否准备，11月，我们的同盟将与国家权力展开生死攸关的全面对决。我们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并全力准备，取得胜利。」

然而，国家权力与polizei一方也早已做好准备。他们同样严阵以待，还建立起了全面的首都警备体系，由警视总监亲自担任最高警备本部长，还在机场一带实行了戒严体制。在2万5千多名分成三个层次的polizei的防备下，新左翼的全力一击打到铜墙铁壁之上，将「十一月决战」变成了「十一月惨败」。时人如此描述：

「与此相对，各党派部队、全共斗、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各部队完全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动员人数也只有一万左右，即使加上越平联，也远不及两万五千名polizei的数量，但这些部队却分布在东京都内各处，由于分散行动被各个击破而惨败。

11月16日下午3点半左右，分散在东京都内的新左翼各部队开始行动，向羽田机场进发。中核派主力于3点30分左右在东京站集结约200人的部队，中途在品川站与200人的部队汇合，400人部队于4点20分左右抵达京滨东北线蒲田站东口。他们吸收了车站前混入其中的群众部分，进入了战斗状态，但在火焰瓶和催泪弹的对攻下，不到二十分钟就被摧毁了。这就是好不容易到达作为羽田机场前线的蒲田车站的最大部队，之后每有电车到达，就有二百、一百名小部队按字面所说的一样依次投入兵力，很容易就被打得粉碎。

3点30分左右，社青同解放派约五百人部队集结在东京站五、六号线月台，50分与机动队在站内交战，部队损失惨重，6点半到达京滨蒲田，但很快被歼灭，其中一部分的150人在9点到达。他们当时在地铁马込站旁的环状七号线设置了街垒，但不久就被粉碎了。

ML派五百人于五时在品川站集合，用火焰瓶攻击品川署，战斗力严重损耗，徒步沿第一京滨国道向蒲田前进，八点过后又在蒲田站附近被歼灭。由于分裂正在进行中，崩得没能整理出任何一支具有军事意义的部队。

由一部分构造改革派（共学同、前线等）和产别反战联合等组成的混合部队约一千人，在惠比寿站集合，在池上线池上站下车，前往蒲田，在吉普车上遇到了一边发射催泪弹一边突袭的机动游击队，四散溃败。」

新左翼在这次有勇无谋的「十一月决战」中完败，被逮捕者也超越2500人，创下了继同年10·21斗争（1600人）后的新高。在这场60年代新左翼武斗的最高潮里，因为被逮捕者过多，新左翼武斗派的战力严重受损（以至于甚至联合在一起也不如革马派），为1968、1969年「武斗的两年」到此划上了一个句号。②

面对十一月决战的惨败，中核派没有气馁。中核派对「十一月决战」做了如下的总结：「决战成功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由此「开辟了日本革命的战略前景」。其意义如下。

「通过十一月决战的考验，日本无产阶级和人民开始对决战的不彻底的暂时武装进行自我批判，开始切实地追求长期武装的道路，这是极其重要的，理解了十一月决战的真正意义。十一月决战将武装问题、军事问题明确地提到阶级战争的现实日程表上了。

必须举出的另一点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为战斗的主力而登场。无产阶级正是凭借其作为革命阶级的本质，才能够直面武装问题，并凭借其无限的革命精神，作为同敌人斗争的武力，在本质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武斗路线的全面败北，却唤醒了中核派对暴力革命的渴望。先前仿佛离现实太远而被隐下不提的久远目标，开始第一次被切切实实地认真对待。中核派已经从这种街头武斗中，看到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当然，一向反对展开这种街头暴力斗争的革马派就在一旁不住地冷笑，并展开了自己的批判：

「是否支持暴力革命说，并不是今天革命左翼的标识所在。敞篷车的这一学说（革命左翼即指向暴力革命者）将马克思「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这句话解读为「本质」。但是，接生婆是接生婆，不是本质。在推翻既有国家权力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其主体的革命组织化和苏维埃的坚强组织化，暴力是革命主体在革命过程中发挥的功能。把这个功能本身拿出来和本质搞错了的是敞篷车，因而他们正是在放弃和掩盖苏维埃问题。在日本，一部分的反代代木（日共）中间各派，从认为街头武斗的激烈展开是革命斗争的发展的立场出发，陷入了敞篷车一样的暴力革命至上主义。

最后再强调一遍，现在重要的不是以学生和地区反战工人等少数势力来制定『革命斗争』的蓝图，而是将面向『70年斗争』的革命性推进而不断组织工人阶级的艰难斗争一步步地推进下去。」

革马派坚持认为「现阶段的池袋派（革马派中核派的蔑称）在——『革命激荡序曲』的开始——这种对日本阶级现状的超主观主义认识上，他们的革命主义发展纯化到武装起义主义，单纯地在『武斗』的高级化及其数量扩大的延伸上设想『革命』。」

中核派随即反击，谴责革马派是：

「他们出生的秘密=明哲保身的本质是『革命困难→革命一时不会到来』，将革命彼岸化，将唯一的依靠作为被神化的党组织也就成为了必然。

这种自吹自擂的组织战术本身，其实就是批判其他党派的意识形态和为了摧毁其他党派的运动而展开的暴力性、政治性的『党派斗争』。
…………
到底苏维埃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将自己提高为苏维埃权力的？还是说诸位从一开始就以完成的苏维埃、完成的党为前提来考虑革命呢？但是，这不仅不会把革命推向无限的未来，反而会以时机尚早的名义勒死即将实现的革命。

机械地在生产领域奋起并不是通向多数派和苏维埃的道路，而是要在当时各种形势和力量关系下，找到最为焦点的、必须打破的阶级战争的一环，在那里英勇无畏地战斗下去、获得胜利，让其成果在单位和地区收到效果，创造使生产领域的直接叛乱成为可能的力量关系（苏维埃就在其中变为现实），而且也不把生产领域的斗争自我目的化，而必须是着手于如上所述的向着『权力』的起义、最终的同时性武装起义，并向着苏维埃权力的树立而奋勇无前。」

他们将「十一月决战」，概括为：

「十一月决战，将对付权力『只要做就能胜利』的坚定确信扎根下来，（让我们）体会到了军事上的自信，抓住了对『炸弹时代』的展望，通过继而小西三曹的崛起，也抓住了对更正式的『获取军队』的展望，将革命的面貌更加丰富地化为自己之物。」

就在二者的嘴炮中，1970年默默地来到了。

虽然1970年是第二次安保斗争的决胜之年，但因为中核派等武斗派在1969年中受创过大，在这一年里不得不暂且饮恨蜇伏起来，从而使1970年成为了新左翼运动相对平稳的一年。

在1969年的「十·十一月斗争」中，新左翼被逮捕者超过4000人，被起诉者超过600人，被事后逮捕的人（包括很多领袖）也超过了100人。东大斗争中被告超越500人，「十·十一月斗争」中被告又超过600人，使得这两起事件带来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政治性审判案件，轻而易举地超过了过去血盟团事件（1932年）、血之五一节事件（1952年）的人数。

在「十·十一月斗争」中的成为被告的人中，大约一半都是青年反战工人而不是学生，这些工人中又有超过90％属于中核派。里面涵盖了从九州到北海道的所有地域，人员也是来自五花八门的职业，从传统工会势力下的教职员、国铁工人、全递工人，到新日铁、三菱造船等基干产业的工人，甚至NHK职员中都有中核派的成员。甚至在松下电器这种几乎没有任何工会运动的地方，也出现了七名中核派被告。这固然体现了中核派的强大，但本来扎根在如此之多地方的如此多的人，就这样损失在法庭上，对中核派来说不得不说是一场重大打击。

在学生运动一边，日本政府也继续加强了镇压的力度。进入1970年以后，有关东大斗争的案件审判逐渐下达了判决，两到三年的实刑判决纷纷落到了学生活动家的头上。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重刑。而这一系列审判的报告大多都被羁押了一到两年，而且不允许保释。比如1969年4月因违反『破防法』而被捕的本多延嘉书记长，直到1971年3月才获准保释，实际上那已经是两年后了。如果他被判有罪，即使受到最大限度的刑罚，也不过是三年的刑期。中核派干部一旦被逮捕，这绝不是罕见的例子。将他们困在监狱里两三年，让他们耗光志气，也让狱外的运动失去战力，就成了日本政府相当成功的打击战略。

即使获准保释，每个人的保释金也要几十万日元。1968年『10.21新宿骚乱事件』中的二十名中核派被告，经过一年半的羁押终于获得保释，但仅这一项就需要近一千万日元的保释金。当时的党机关报『前进』上，几乎每期都刊登『为了夺回狱中被告』，以百万日元、千万日元为单位收集保释金的呼吁。

人手人员上的紧缺与财政上的紧缩，使得中核派的组织在1970年陷入弱体化的困境之中。中核派在1970年里不得不有意识地从武斗路线往后退，回到休养生息、休整组织的阶段中去。这一点被不少继续将武斗升级的社青同解放派、前线（フロント，构造改革派）等派系指责为「机会主义」，革马派也嘲笑中核派「埋没到了筹募资金主义中去」。

但中核派的意志没有动摇，他们也在开发群众动员的新方式。在1970年第二次安保斗争中，就「六月决战」的最后一场「六·二三斗争」，中核派的『前进』如此总结：

「这一天的总体战，虽然与十一月决战透过武装军团打破机动部队的行动形态不同，但却是以巨万人民通过肉搏战击退、粉碎机动部队，开辟了新的天地。他们以普通的示威游行出发，手持旗帜、石块和肉弹，压倒了全副武装的机动队。相比于其他派的『军团』虽然用方木和火焰瓶做出了形状，但还没来得及使用就崩溃了，这些更有战斗力和勇气的强大部队，规模比（去年）十一月还要大好几倍……

我们通过十一月决战夺取了武装斗争的高地，又通过六月决战，将其质量切实地巩固为全民的水平。」

因为中核派已经一时丧失了继续武斗的战力，「六月决战」中的中核派虽然不再是动员一大群学生手握木棒或者火焰瓶与机动队展开斗殴，却第一次成功地大量动员了学生与工人参与抗议，通过数量上的优势获得了力量的优势。

中核派将成功地动员大量反战青年工人视作：

「在创立时期就以学生为中心的制约的我们『革共同运动』，随其组织实体向着工人主力的转移，革命左翼确立了作为真正革命党派的社会地位。」

革马派自然看不惯他们这种让宝贵的革命资源——工人被捕的行为，继续指责他们：「把工人捉到街头，强制他们裸舞，然后将他们卖给权力。」

就在这种两派嘴炮不休的情况下，革马派又和新左翼另外的八派联合（包涵中核派在内）发生了冲突。正如上文所述，早在1969年的时候，因为安田讲堂事件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行为，革马派已经和剩下的几乎整个新左翼阵营敌对，八派联合更是和革马派在69年底大战了两次。

到了1970年，双方之前的怨恨也没有终结，反而刺激双方继续开展着下一场冲突。当年的「四·二八斗争」由全国反战、全国全共斗、六月行动委员会主办，其中全国反战、全国全共斗已经明确反对革马派。「四·二八斗争」当天的集会六点在明治公园举行，七点集队出发前往日比谷公园。

革马派虽然自诩「光荣孤立」，也想参加「四·二八斗争」。他们向市民团体组成的「六月行动委员会」发出了参加申请，「六月行动委员会」自身虽然不反对，但要求革马派询问全国反战与全国全共斗的意见。革马派估计是心想剩下两个自己申请也不会让自己通过，于是就在当天不请自来地来到了现场。当天革马派申请的集会和式微，是在清水谷公园集会后，游行到明治公园，然后解散。到达明治公园的预定时间是下午六点——这刚好是另外一方组织的集会开始的时候。

革马派的游行队伍约有一千名，准备了一百二十根旗杆。以举着旗杆的行动队为首的革马派一来到明治公园，全国反战、全国全共斗的纠察队马上就出现来阻止他们入场。就在内斗一触即发时，polizei介入并阻止了他们，最终革马派还是在公园外举行了解散集会。

有了polizei的介入，革马派认为，中核派和全国反战等为了不让革马派进去，竟然向国家权力哭诉。但是，中核派方面认为，polizei之所以允许将革马派的示威解散地点和时间设定在明治公园的下午六点，是因为polizei想利用革马派的力量破坏统一集会，革马派肯定参与到了这个阴谋里。他们嘲笑革马派道：

「对其他党派如此谩骂，诘责他们是市民主义者，把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战线都描绘得仿佛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大众凝聚力方面，（也描绘得）革马派压倒性地出类拔萃、其他人完全望尘莫及的他们，为了可以让『反动』、『宗派主义』、『濒临毁灭』、无可救药的家伙同意自己参加明治公园的集会，对市民主义者谄媚地说：『不管怎样，让我参加就好』、『让我进去集会的角落也好』，为此可以自我批评，什么都听你的——如此三拜九叩，又滥发『公开质问状』，哭丧着脸，质问对革马派不说话是不是宗派主义，最后拼命得甚至动员了权力。」

就在中核派与革马派彻底反目成仇的时候，双方之间终于多出了第一道血仇。1968年开始，中核派就会在每年的8月召开大政治集会，制定一年来的方针，许多重要的大型斗争都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的。对此革马派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发起了「全学联一齐街头募捐斗争」，派人到车站前等街头地点开展演讲，希望获得群众的签名与募捐。看到革马派具体时间的中核派，发出了这样的通知：

「革马派自八月一日起，企图在主要车站头举行游行，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控制首都车站附近来破坏我们八月四日的政治集会，妨碍宣传活动。因此，为了政治集会的成功，必须粉碎革马派的募捐活动。」

于是，两派的暴力冲突立刻出现了。8月2日，两派在新宿的步行者天国发生冲突。8月3日，中核派六十人、革马派一百人在涉谷大乱斗。

然而，就在1970年8月4日清晨，一具赤裸上身的年轻男子尸体被发现在新宿区厚生年金医院的玄关前。全身被打的遍体鳞伤，脸和手脚肿得发紫。根据解剖结果，他的死因是全身挫伤导致休克死亡——从脸部到手脚前端，全身多达数十处受到重击，其凶器是方木、铁管、铁锤。除此之外，还有二十多处用锥子之类的东西戳过的痕迹，推测是私刑杀人。

据警方调查，被杀的是21岁的东京教育大学三年级学生海老原俊夫。海老原是革马派的活动家，在回家途中，在池袋车站前被正在募捐资金中的中核派学生围住殴打，随后被带到中核派的据点——法政大学校园内，受到私刑。

详细地说，当天下午三点左右，海老原在池袋站东口被核心派逮捕。他被推到西武百货商店的橱窗前，周围围了几十个人，几个人一个接一个地殴打他。然后用毛巾蒙上流着鼻血、筋疲力尽的海老原的脸，在他的头上戴上中核派的头盔，从左右两边抱着他，把他拖进游行队伍中间，从池袋一直拖到饭田桥的法政大学。在法政大学里面，海老原每次昏厥时，都被人泼水，强迫进行「自我批判」，还被人用铁管殴打、用铁笔刺大腿。

在8月3日的那一天，中核派在池袋、御茶水、涩谷等地进行募捐活动，一见到革马派就将其绑架，并施以私刑。在海老原被私刑之前，池袋有两个人被施加私刑；在海老原之后，御茶水有一个人，池袋有两个人也遭到了中核派的私刑。

革马派当即做出回应。

「（我们要）暴露池袋派＝中核派现在已经沦落为阴暗的恐怖主义集团的腐臭不堪的真面目，表明铲除这些腐败分子的新决心。

以血偿血。对他们进行阶级复仇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郑重宣布，我们的同盟将根据我们的理论，运用一切手段，站在诸君的最先锋，为夺取坚决的阶级复仇的胜利而战斗到底。」

其实早在这之前，私刑就已经在新左翼内部蔓延起来，被广泛运用为不同新左翼派系之间打击对方的手段。在东大斗争时期，即使是一向标榜反对暴力的民青，也对对手施加了残酷的私刑：

「民青的私刑很阴森。我认识的一个人，夜里十二点半被抓，被打了四个小时。本来瘦瘦的人，肿得连脸的原形都没有。那人一下子被塞进大水槽里，全身都成了落汤鸡，就这样光着身子被扔出去，都不知道怎么办。他爬出赤门，拦下出租车，好不容易才来到安田讲堂。明明是那么近的地方（民青的据点是赤门附近的教育学部。从这里到安田讲堂，顶多二百米左右）。」(『文艺春秋』1969年3月号全共斗学生座谈会《只有幻想才能使人行动——安田讲堂笼城记》)

革马派也不是没有对其他派系的学生进行过私刑。虽然如此，这也是第一次在私刑中打死人。之前的私刑，一般以打到对方不能动为限度。然而，这次行动却造成了死者。根据现场的人们所说，中核派的上级干部听到这件事，也不禁责问「你们怎么把他杀了？」这件惨案，确实在中核派内造成了一定的动摇。

事后革马派组织了特别调查队，彻底调查了这起私刑事件的背景，得到了私刑参与者的自白、日记、自我批判书、内部绝密通告书等。其中虽然也有中核派成员表示自我批判、自我忏悔③，但中核派整体上对这件事保持了沉默。当时中核派的机关报『前进』对这件事也是一句不提。海老原的尸体被发现是1970年8月4日，当天下午中核派在日比谷公会堂如期举行大政治集会。

北小路敏做了如下的报告：

「其中打倒革马派的斗争是最重要的。革马派只是寄生在以我们同盟为主力的革命左翼斗争的发展中，以从右翼部分割裂出来的形式活动。他们以粉碎革命左翼为最高目的，特别是多次袭击同盟的队伍，期望瓦解同盟，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势力。即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也有像革马派那样把对革命派视为敌对的集团吗?就连臭名昭著的孟什维克也不是以暴力袭击布尔什维克为目的。我并不是表扬孟什维克，而是想指出革马派还要在孟什维克以下。」

尽管当天与会者应该大多都知道了海老原事件，却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提起哪怕一个字。大概正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回应，中核派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对此事保持铁的沉默。

虽然如此，中核派却对内部成员下达了通知，要求以后以十人以上一起行动，防止被革马派袭击。尽管如此，革马派的复仇还是接踵而至。1970年8月14日，四十名手持硬质塑料管的革马派武装部队闯入了法政大学。

法政大学是中核派最大的据点，革马派也不敢轻易进行攻击。于是他们决定乔装成中核派进行入侵——他们头戴中核派的头盔，在没有警戒的情况下进入校园，径直走向第一校舍和六角校舍。破窗而入的革马派奇袭队，突然袭击了在场的三十名中核派，将他们完全包围，让他们无法反击。

看到这次奇袭成功，一直伪装成普通学生聚集在笑外的两百名革马派学生，一齐戴上了藏起来的革马派头盔，在最前面举着海老原的遗像，列队进入孝内在1955年馆前广场举行了追悼集会。

在此期间，抓住中核派的革马派武装部队，对中核派成员施加了报复的私刑。

「八男两女全部被绑住手脚，其中有人用粘着胶水的胶带蒙住眼睛，也有人手脚被割伤，四人重伤，六人轻伤。学生们的脚被电线绑在椅子上，双手被捆住，从椅子上倒扣着，旁边的学生头上被白色塑料袋蒙住眼睛，双手流血流个不停。在附近的走廊上，有两个女学生被反绑在椅子上，脸上流出的血滴落在敞开的胸膛上。」

事后，革马派如此宣告：

「我们全学联公开发誓要进行阶级复仇，而仅仅实现了其中一小部分的『八·一四』之战，正是向更强有力、更坚决的解体池袋派（中核派）的党派斗争发出的信号。」

因为海老原事件后革马派的大肆宣传渲染，中核派在舆论上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在政治上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在全国的校园里，中核派的据点学校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夺走，中核派的势力也不断严重后退。为了海老原的死，中核派遭遇了自己建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海老原事件的另一个绝大影响，就是刺激黑田宽一提出了「革命暴力论」，使其成为革马派此后不断对中核派发起致命袭击的原动力。黑田在『革命的暴力是什么』中，详细阐明了他自己的想法：

「我们并不是指责中核派虐杀海老原的残虐性，也不是指责一般杀人或テロ分子的伦理罪恶。我们与狭隘的、道德主义的『人性立场』无缘。

梅本（指梅本克己）认为海老原被杀只是『偶然的事故』，并非中核派的意图……话虽如此，但实际上问题就在这里。政治暴力本来就是一种手段，它必须有明确的意图和受意图限制的界限。海老原被杀是偶发事件，并非故意杀人。因此，『可以原谅』这句几乎来到了梅本喉咙边的『内语』在这里被调动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海老原被杀这件事才难以原谅。这样说来，梅本可能会反问：『你是在说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图的杀人就可以了吗？』于是，我回答说『是』。

梅本等人通过强调『无意杀人』这一偶然性来讲述这一事件，其视角完全颠倒了。这种逻辑可以行得通的地方，只有为纠缠不清的男女关系的可悲结局辩护而已，而尤其在作为政治党派的行为中，这种冲动性才是最大的犯罪。

大概他们最初并没有杀人的意图。受政治目的限制的暴力，不允许无意杀人的冲动性。也可以说，只有消除了暴力的冲动性，革命暴力才能组织起来。一开始是街头偶然的私刑，接着是密室里的严刑拷打，以至于到了要让他们害怕把人放走会就带来可怕后果的恐怖行为、和他们对此的恐惧——为此的杀人，然而为了这种『偶然的连续』而又无计划性地遗弃尸体，仿佛要再加上『事后处理』的荒唐——在这全部事态中，还有作为担负着某种情况下可能不得不杀人这一沉重而紧张的使命的先锋组织的阶级责任吗？

很明显，（海老原）是在缺乏政治目的的暴力、因此也缺乏出于政治目的的限制的无界限的暴力激发中被杀害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作为政治暴力最低限度的『缺乏直接报复理由的……私刑』。只有在这里，事件的本质才会变得鲜明。这是因为，中核派的党派暴力路线已经从政治限制中解放出来，扩散到进行无目的的杀戮；尽管中核派学生集团的罪行很明显，但其上级政治组织甚至对这一事件的批判、赞扬和限制都做不到，这暴露出了上级政治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的颓废。

我们的同盟，既然是革命组织，在对反歌名分子进行革命的打击方面，是毫不犹豫的。对池袋派来说，我们是『反歌名集团』。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傲然断言：『反革命分子必须以革命的名义抹杀掉』。

我们既不是基督主义者，也不是甘地主义者，而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断地进行自我钻研。按照我们的标准——作为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时不得不在同样以革命为目标的阵营内部行使反击的、复仇的或攻击性的暴力，对此我们并不想否定这种情况。我确信，当我们敢于行使这种特殊的暴力时，必须在与国家权力的紧张关系中，在明确的理论基础上，并且在组织的特定领导层的责任和控制下，有组织地实施。
…………
因为『目的——手段』的体系是在我们的内部构成的，并且我们的实践是在它的规定下展开的，所以我们实践的所有前提、过程、结果都贯彻着我们的意识性和组织性。因此，这里根本没有胡乱使用暴力的余地。这既适用于组织，也适用于个人——当然，前提是其革命性、思想性贯穿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中。

所谓「革命暴力论」，其实是黑田宽一对革马派对其他派系实行暴力打击行为的理论总结与理论升华。因为革马派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因为只有他们在使用暴力时才按照了黑田的理论，所以只有他们使用的暴力才是正当的「革命暴力」，其他的都不是。而且，以往这种新左翼之间暴力只是停留在一怒之下进行私刑或者斗殴的层面，而今这种在革命意义上十分暧昧的暴力被黑田的理论升级为「革命暴力」，革马派要有组织有纪律地，对其他派系实行这种暴力。将内斗的暴力升级到革命的意义上，这也是黑田的理论贡献之一。

第一滴血已经落下了。但，这不会是中核派与革马派之间的唯一一滴鲜血。

时间很快来到1971年，前一年嘲讽中核派的社青同解放派与前线（フロント）等纷纷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武斗路线，中核派却再度转入到了武斗路线的轨道。

中核派得以再次进行武斗，当然要首先归因于它渐渐恢复了元气。它的斗士们一个个离开了监狱，中核派一度丧失的战斗力得以渐渐恢复起来。它的领袖本多延嘉也成功出狱，具有武斗派倾向的本多自然为中核派带来了原来的革命兴奋色彩。

第二个原因，则要来自于1971年的两起群体性事件——第一起是1970年的冲绳ゴザ暴动，这是一起日本史上罕见的城市群众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暴动。中核派如此评价コザ暴动：

「コザ暴动真正从大众暴动（叛乱）的侧面揭示了70年代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正如字面意思一样继承、发展了我们在1969年10 ~ 11月展开决战而开始的『内乱的死斗的70年代斗争』。

出乎意料的是，先于ゴザ暴动的『三岛事件』猛烈地冲击了20世纪70年代反歌名一方的危机意识，向我们宣告了『不容易的时代』的到来。

我们必须重视的是，『三岛事件』和コザ暴动都是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形势下发生的。

也就是说，在看似矛盾的『和平状况』下，突然发生了动摇它的『冲击性事件』，这说明所谓的『和平状况』绝不是阶级之间的休战，而只是在可怕的阶级重压下暂时的均衡，任何局部的一个均衡一旦被打破，重压下的全部能量就不得不一举爆发……」

第二起则是三里塚斗争中农民的自发炽烈行动。1971年2月第一次土地征用强制代执行时，当地农民实行地道战，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挖了将近三十个深入地下几米（有的多达十米）的壕沟，形成了像地下要塞一样的迷宫状地下壕沟网。最后在出口处搭建了小屋，周围围上了木桩，外围又挖了护城河，在里面倒上粪尿，由此打造了一座堡垒。在这次斗争日子里，有敢死队爬上树用铁链把自己绑在树上来阻止推土机行动。农民用的火焰瓶是都用含量一升的瓶子做成的，一下就能将推土机烧起来。农民在这种态势下，与机动队展开了长达三周的战斗，他们被捕者超过四百人，受伤者包括前头骨凹陷等重伤者41人在内，多达一千人。

1971年7月当局要强制性弄走农民广播塔和破坏他们的地道时，农民们向机动队先头部队投掷炸药。当局出动了铲车、推土机、挖沟机、翻斗车等40台机械来摧毁农民的斗争阵地，其中几台被燃烧瓶烧毁。承包机场工程的建设公司的工程办公室、工棚等五六处都被农民烧毁了。在这斗争的五天里，被逮捕的有292人，受伤者超过500人。

1971年9月第二次土地征用强制代执行时，农民在当局进行强制代执行的驹井野和天浪两地，分别建造了地下壕沟和要塞。「驹井野城」是一座60米见方的钢筋混凝土地下要塞，周围矗立着十多座高台，还有一座二十多米高的大铁塔。在高台和铁塔上是农民敢死队的人们，他们从上面扔火焰瓶。自然，要塞周围也围起了护城河。

「天浪城」方圆三十米，小了一圈，虽然不是水泥建筑，但城墙厚度达两米。强制代执行的那天，当局出动了机动队5500人和133辆推土机、起重机等建设机械。农民则方面分为守城组和在周围牵制机动队的游击部队应战，二者很快展开了战斗。深谙地利之便的游击队四处袭击机动部队，屡屡令机动部队败走。著名的『东峰十字路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中核派做了如此的描述：

「火焰瓶、石头一齐飞了起来。パトカー、卡车都冒出了鲜红的火焰而熊熊燃烧起来，机动队一片混乱。机动队员的蓝色战斗服也被点燃，他们仿佛变成火球到处滚来滚去。

游击队举着竹枪冲了进去。铁管、木棒毫不留情地朝机动队的头上砸去。号令着惊慌失措的机动队员『将态势调整起来』的队长的白色指挥棒被点燃，像火炬一样燃烧起来。机动队像小蜘蛛一样四处逃窜。一直戴着战斗的农民、人民手上的手铐，也戴在了机动队员手上。

在这场游击队的战斗之前，堀田大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三人死亡，一个小队全军覆没，全员负伤。」

当天到处都是燃起大火的パトカー与洒水车。到了20日，也有27个工棚被烧。

造成三名机动队员死亡的『东峰十字路事件』虽然让原本支持三里塚农民的社会舆论一转，从此变为对农民过激行为的不欢迎，却和三里塚农民的其他激进行动一样唤醒了中核派的斗志。

第三个让中核派走回武斗路线的原因，就是赤军派等新左翼无所属激进小派系持续不停的「交番袭击斗争」、「爆弹斗争」。这些都是新左翼运动前所未有的超过激战术。这一年的这些行动如下：

1970年12月18日：赤军派在板桥袭击はしゅつしょ，横滨国立大学的学生为了抢夺手枪而被polizei射杀。

1971年2月17日：枥木县真冈市枪炮店遭到京滨安保共斗袭击，来福枪被抢走。

1971年6月17日：在明治公园召开的阻止签署冲绳归还条约的集会上，有人向机动队投掷导管爆弹，导致三十七名机动队员负伤。

1971年8月17日：曲町的警视总监办公楼里被发现安放了定时爆弹。

1971年8月22日：目黑警视厅职员宿舍发生爆弹爆炸。

1971年8月22日：一名自卫队员被潜入朝霞自卫队基地的赤卫军刺杀。其目的似乎是夺取武器，但失败了。

1971年8月26日：国铁成田线被发现装有爆弹。

1971年9月22日：市之谷第四机动队宿舍发生爆弹爆炸。爆弹采用了使用硫酸的新型引爆装置。

1971年10月18日：西新桥邮局发生两枚爆弹爆炸。其中一个是给后藤田polizei厅长的，另外一个是给今井新机场公团总裁的。应该是起爆装置失灵导致爆炸。

1971年10月24日：中野警署、弥生町はしゅしょ等东京都内六处警署、派出所都放置了爆弹。其中三个爆炸，三个未爆。从当天开始，各警署都设立了爆炸物警戒管制本部。

1971年11月11日：在东京地方检察厅女厕所，和荒川署长办公楼发生爆弹爆炸。

1971年12月18日：一个寄到警视厅警务部长土田国保家门口的爆弹爆炸，土田的夫人当场死亡。

1971年12月24日：在新宿岔道口的はしゅつしょ旁，伪装成圣诞树的爆弹爆炸。多名警察和行人受伤。

1971年一年之内就发生了62起爆弹事件，发现、使用了336个爆弹，其中有37个案件发生爆弹爆炸。除此之外，夜袭交番并用火焰瓶焚烧交番的斗争也屡屡出现。

这一系列氛围炽热的斗争，让中核派意识到，为了超越「死斗的调整期」，很有必要赌上自己的全部，大胆地进行斗争的飞跃，才能取得突飞猛进的结果。在这种街头武斗之间，或许就蕴藏着颠覆日本资本主义的能量。意识到这一点的中核派，继续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去。

1971年6月15日至17日，中核派与机动队间展开了连续三天的阻止冲绳归还条约签字斗争，到了第三天的17日，明治公园聚集了以中核派为中心的约两万人的游行队伍，而近一万人的polizei阵容从四面包围，试图一开始就把他们封杀在公园内。被困的斗争群众推倒了周围的汽车，推倒了公园的树木，拆下护栏，在公园周围的道路上设置了路障，并放起了火。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新左翼就在这一片自己控制的『解放区』内，与以高压洒水车和瓦斯枪逼近的机动队激烈对峙。

在冲突中，有炸弹投向了机动队。由于机动队被炸弹吓了一跳，场面一度更加混乱。到十点左右，polizei一方下达了『全员逮捕』的命令，于是到处都是机动队和抗争者的肉搏战。

「（机动队）把（抗争者）一个一个拉出来，拖进机动队人群里面殴打他们，用装着大盾牌、铁板的盔甲痛打他们，用沉重的鞋子踢他们的肚子、胸口，（还要）踩倒下的他们。（机动队）用从式微队手中抢来的旗杆戳眼睛或用石头砸人的情况也不少见。

『我们被杀了十个人，你们被杀了也没关系。』他们七嘴八舌地喊着，在恐惧和复仇的念头的驱使下冲了过来。就这样，出现了鼻骨凹陷、失明、内脏破裂、椎间骨折、肋骨骨折、半身不遂、痉挛的重伤者，（机动队）对失去知觉的人还会反复施暴。」

另一方面，也有新左翼的人们袭击孤立的押送车，释放被捕人员的场面，结果最终逮捕了7322人（后来起诉109人），有1108人受伤（重伤九人），其中还包括数百名反战青年工人。

经历了这次大激战与三里塚七月斗争的中核派，在1971年8月4日的大政治集会上宣布，要全体突入当年的秋季大决战。

「自六·一七明治公园以来，就像三里冢一、二番地下壕战所见的那样，以人民的规模手持所有武器的大众的爆发接连不断。我们大胆地评价这场战斗，通过在秋天来临之际更加大胆地将这场还仅仅只是开端的战斗纳入整体，从而夺取使作为治安体制支柱的机动队无力化的可能性。

在十一月决战中，我们漂亮地实现了『劳动者的十月八日（指1967年10月8日第一次羽田斗争般的高潮）』，而在1971年秋，我们能否领导『全民规模的十月八日』，可以说成为了一个问题。

问题的一切在于先锋党。在这场内乱的殊死搏斗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能够看到革命的现实性、毫不犹豫地举起革命的旗帜、直到革命胜利为止都将连续的内乱殊死搏斗贯彻到底的先锋队。

革共同在八四集会上，向全国人民宣布自己要接受这一光荣任务。

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重新武装自己。我们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不畏艰险、不畏死亡的军团。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没有任何能够说服国民的政策，只能通过暴力来贯彻统治。所有政策的最后依据都是polizei的暴力。但重要的是，『六·一七』明治公园的那一枚『爆炸物』已经开始摧毁机动队万能的治安体制。『六·一七』的一声火花震慑了敌人统治阶级。人民无法战胜机动队的屈辱意识形态开始崩溃。怕死的机动队终究不过是纸老虎罢了。

只要我们每个人坚定信念，奋起反抗，将自己化为子弹，战斗到底，就完全有可能通过人民的反击击败机动队和自卫队。我们将为内乱而战，并不惧怕破防法、骚乱罪、内乱罪。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武器。同时必须将其彻底大众化。爆炸物已经成为权力的恐怖目标。权力的弱点就在于此。

1971年秋，从9月开始到12月，将一直是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但是，我们将使出一切力量坚决地夺取胜利。」

在1971年9月的三里塚农民斗争中，通过参与杀害三名机动队员的「东峰十字路事件」，中核派尝到了淋漓尽致的斗争胜利滋味。在这场「九月决战」中，中核派则以「北总二十万农民暴动起义」为口号，投入数千人进行斗争。他们这样描述斗争的现场和总结这场斗争：

「上午7点过后，五百名中核派正规军疾风骤雨般地出现在清水三岔路口，全员手持火焰瓶和竹枪，可谓全副武装。一口气冲到三岔路口的中核派部队，向站在从大清水到三里冢的巴士路上的机动队一个中队发起袭击。火焰瓶在机动队头上炸裂。转眼间机动队向三里冢方向败走。停放在路边的パトカー燃起大火，机动队像蜘蛛一样逃跑，这支中核派部队的第一击，就完全消灭了一个中队的机动队。接着，他们又粉碎了从三里冢方向以洒水车为先锋出现的机动队。

机动队四处逃窜，火焰瓶炸裂开来，竹枪毫不留情地刺向他们。来不及逃跑的机动队被围殴。剩下的洒水车则被十几个火焰瓶烧得通红。里面的机动队受不了这种猛攻，打开门冲了出去，很快就被学生揍得蹲在路旁。这场战斗结束时，有几名机动队员趴在路旁、地里、河堤上，一动不动地呻吟着。
…………
三里冢第二次决战开创了民众与权力的暴力斗争史上的划时代事态，对机动队暴力的彻底的胜利给予了战斗的人民勇气，也给予他们压倒性的自信。

『死了也无所谓』、『再多杀一点也无所谓』等撂下狠话的农民，来自全国各地的狂热支持——（体现了）民众对机动队的憎恶。

不足够的是革命左翼的愤怒和暴力斗争。必须展开更多更暴力的斗争。我们太过平静了。」

在三里塚斗争中眼见农民大获全胜的中核派，不可遏止地燃起了凭一己之力，将国家权力一下子猛然打倒的狂想。通过狂热地袭击资本主义机关及其捍卫者，大大地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的计划一下子就浮现出来。机关报甚至开始号召「歼灭机动队」：

「三里冢已经开始了，历史绝不会倒退。

我们必须彻底打破以往斗争的规则和框架。首先是不分场合不分场合地攻击机动队，威吓、歼灭他们，使他们陷入混乱。只要他们有机会，全国人民就应该随时袭击他们。

更有来自东京都内各处的无差别游击队，不断攻击以国会、首相官邸为首的所有权力机构，特别是警视厅、polizei署、はしゅつしょ、装甲车、パトカー、直升机以及警官等所有polizei机构。然后发动攻击，使其陷入大混乱。警视总监的府邸、千叶县警、四机宿舍、军用列车、派出所等处也安装上炸弹，或者陆续地扔进火焰瓶。这实在是一件好事。

为了进行战斗，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东西作为武器。简单的药品化合一下就能成为炸弹，火柴或打火机也能成为武器，就连布条和热水也能成为武器。

而且，我们可以从敌人那里得到武器，并且应该这样做。可以夺取装甲车作为我们的武器，可以夺取洒水车向防暴警察喷水，可以把催泪弹、瓦斯枪、棍棒当作我们的东西。如果权力拿着枪，我们就应该坚决地拿走。

只要是穿着机动队服，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从什么方向发起攻击都可以，必须在全体国民中一举普及『必须确实打败敌人』的『道德』。」

在1971年的「10·21斗争」中，中核派在新桥与有乐町进行群众斗争，其中出现了数寄屋桥的polizei大喊着：「要开枪了，别过来，真的要开枪了」而从一大片群众中成功脱身的一幕。中核派对此继续鼓吹革命的流血：

「放走了这个向人民开枪的polizei，真是冤枉。夺取对准自己的枪，捕获、歼灭将枪对准自己的敌人，这才是革命的铁则。我们必须通过10·21事件明确地确认事态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

『为了胜利，杀死机动队员是人民理所当然的事』的意识，和『处死战犯天皇』、『消灭一切反歌名』的意识一起，一举大量地成为人民的意识。

这使1960年和1967年『克服权力对同志的屠杀而斗争』的觉悟更加觉醒，要打破『日本人不杀日本人』等传统地纠缠在日本阶级斗争上的可耻的奴役符咒，对其价值观进行革命。」

终于，中核派提出了自己创立以来理论上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斗争。他们在1971年11月1日提出要举行「11·14东京大暴动」。

「终于，我们可以喜悦地宣告，日本阶级斗争在这1971年秋天自己所能吸引的最高、最伟大的决战时刻。那就是十一月十四日。骚乱已经不够了，要在首都发生大暴动！这就是口号。潮已经涨满了。把堤坝切开吧！

所有的战士必须从全国各地集结起来，在『一一·一四』东京大暴动这一点上，将自己的经验和英雄般的行动力全部爆发出来。所有战士都要立即准备自己最擅长的武器，所有战士都要制造最低限度的火焰瓶。」

随着东京大暴动的地点被设定在涉谷，『前进』随即刊发了印有银行、加油站等地址的详细涉谷地图的号外，下面则写有「燃烧瓶制作方法」、「被逮捕时的心得」等。与此同时，「歼灭机动队」乃至要歼灭私服刑事的号召也登场了，要「歼灭数十人」。就在涉谷大暴动的四天前，冲绳爆发了总罢工，中核派以「将罢工变为暴动」为口号，袭击了两个机动队小队，杀害了一名机动队员。

就在1971年11月14日当天，中核派终于全军奋起，发动了日本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后一次的暴力革命尝试（虽然今人看来较为幼稚）：

「三百五十名正规军高喊着发起冲锋，数十发火焰瓶发出尖锐的轰鸣声炸裂，红色的火焰『啪』的一声包围了机动队，富泽小队争先恐后地逃走。被机动队抛弃的神山町派出所，在数发火焰瓶的袭击下，瞬间被火焰包围，全部烧毁。

polizei丢下盾牌，背靠火焰，争先恐后地往涩谷方向逃跑。胜负已定。正规军追上机动队，再次集中火焰瓶，将多数人烧成了火球。

将挥舞着瓦斯枪、冲进民宅想要逃跑的机动队员毫无顾忌地拖到道路中央，正规军怀着多年的怨恨，用泥鞋将摔倒的机动队员踩扁，并投掷了十几发火焰瓶。终于做到了！消灭了不断杀害我们同志的权力看门狗，而且消灭了那个可恶的瓦斯枪射手。

正规军无情地践踏粉碎的机动队，吐着唾沫，威风凛凛地向涩谷进发。」

以上是『前进』的描述。事实上，那个被「歼灭」的机动队员因为全身烧伤，第二天咽气了。中核派战果为一人。中核派损失也是一人，但并不是来自于机动队——从大阪来到东京参加暴动的中学老师永田典子，坐电车前往涩谷时被机动队阻拦，手中的燃烧瓶爆炸起火，导致她全身烧伤而去世。

所谓「涩谷大暴动」的事实，就是因为严密的警备体制而完全遭到了polizei的压制，最多只能算是一场小型骚动。中核派最大的一次革命尝试，就这样虎头蛇尾地草草结束了。

根据实地采访的立花隆回忆，在暴动之前，涩谷当天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路上也绝少行人，普通行人无法接近。在距离涩谷几公里的地方，polizei就设下了检查站，要求经过者打开后备箱检查，并警告他们不要进入涉谷，大部分车辆都在这个检查站转向或者折返了。进入涉谷以后，里面挤满了机动队员，涩谷站几乎被机动队占领了，路上行人只有特地赶来看热闹的人、采访的记者，和私服刑事。立花对这场暴动的直观感受是：

将近傍晚时分，涩谷公会堂后面的路上突然出现一群白头盔——不知是从天上掉下来还是从地上冒出来的——扔出火焰瓶时，着实吓了一跳。他们把附近的木材堆成路障，在上面点火，但马上就有机动队赶来踢散。

更大规模的军团与机动队的冲突，都发生在离涩谷中心稍远的地方。也就是NHK后方、东急总店旁、神泉站附近等。在那里，确实有机动队因溃逃而出现死者，也有车辆被焚烧。入夜后，西装游击队在道玄坂设置路障放火，也有相当激烈的投石。但是，这距离暴动还很远。远远不及六八、六九年的几次大斗争。逮捕的人也只有三百一十人。

根据革马派的调查，当天中核派其实有更大的雄心壮志，但因为破防法无疾而终：

「他们从24日开始，利用一周的时间对政府、警察厅、法院等重要人士的住宅及其他地方进行调查，并做了800页的笔记。接着又将组织分成游击队、突击队、正规军，开始训练他们走遍涩谷周边的小巷。

然而，11月12日以后，池袋派（中核派）官僚对团体性适用破防法的情形感到心惊胆战，到了14日之前，他们的战术烈度大幅度下降，而且连这一战术在现实中也未能实现。」

就在11月12日，中核派全学联的委员长松尾真被捕，同日中核派在14日申请的集会与由行也被禁止。恐怕中核派也在恐惧，一旦全体适用破防法，自己却被迫完全转入地下，而实质上日本社会并没有提供这样的空间。为此，他们有意约束了自己的行动。

到11月19日，中核派又举行了「日比谷暴动」。中核派的具体作战计划是在银座、新桥地区展开解放区斗争，再配合从日比谷地区出发的部队，在银座、新桥、有乐町、日比谷一带制造大混乱。中核派的兵力被分散到日比谷公园内和周边，但其主力被安置在公园内。

polizei将主力兵力派往日比谷公园，将其完全包围，一个人也不让出去。试图强行突破的中核派和阻止他们的机动队，隔着日比谷公园的门展开对决，中核派投出了三枚炸弹，但都没有爆炸。

中核派的队伍在无法离开公园的情况下，选择在公园内的松本楼餐厅放火。以此为契机，机动队对公园内的中核派展开了搜捕，一共逮捕了一千六百人。这种一网打尽式的大规模逮捕，对中核派来说是战术上的严重失败。polizei一举逮捕了中核派2200名活动家，导致中核派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比谷暴动以后，中核派无论是由行还是集会都不被允许，实际上也跟适用破防法差不多了。

涩谷暴动、日比谷暴动成了中核派最后的大规模革命尝试，或者也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后一次有左翼团体试图发动暴力革命。两次暴动结束以后，新左翼和机动队在都市区发起大规模乱战的历史也到此结束。随着进入1970年代以来新左翼学生运动的不断退潮，这两次暴动也成为了新左翼历史上最后的大规模街头武斗。

日本新左翼运动的「六十年代」，到此划上了句号。随着群众运动最高峰的度过，新左翼的动员能力与自身具备的运动力量、社会影响力一路下降，有着大众参与的激进行动已经变得不可能。为了打破这种力量流失的困境，位于新左翼最尖端的人们不断探索越来越激进的主张，越来越倾向于剑走偏锋，运用精锐的小型团体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破坏，结果造成了从赤军派到东亚反日武装阵线的失败。另一方面，历史屡屡证明越是走下坡路，不同派系之间争夺资源的冲突就会越发炽烈。

中核派与革马派的战争，终于揭开了序幕。

革马派在1971年的基本战略，就是迫使包括中核派在内其他新左翼派系解体重组，好让自己在新左翼阵营内部成为唯一的代表势力。对于上述的中核派激情踊跃参加的斗争，革马派十分冷漠。

对于三里塚斗争，革马派认为这完全是农民作为小资产者的私有财产意识造成的，自己完全无关。再加上1970年初，三里塚芝山机场反对同盟就对革马派发出了宣告断绝关系的文书，二者之间本来是平行线的关系。但由于进入1971年以后，三里塚斗争越发演变成为社会斗争的大问题，革马派又开始心动了，在当年3月末不请自来，袭击了三里塚野战病院的车辆。接着在4月6日，革马派又袭击了在东京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举行的三里冢、北富士连带东京集会。由于这两起匪夷所思的袭击，革马派不断遭到反对同盟及其支援团体的谴责决议，愈加孤立。1971年7月和9月的两次斗争高潮中，革马派虽然也派出了部队，但只是单独举行集会和示威，被中核派称为不在场证明斗争。

中核派自从1969年武斗路线的大败北以后，就越来越热衷于投身到各种社会斗争的大众运动中去，除了三里塚以外，还有北富士演习场的基地反对斗争等，与部落解放同盟的部落民解放运动、在日朝鲜人运动、在日塞里斯人运动、被爆者（原子弹爆炸受害者）运动、残疾人运动、女权运动保持共斗。对此革马派将这种行为称为「大众运动埋没主义」，认为自己既然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就要对这些运动坚持保持批判态度。如果是中核派在和这些运动共斗，就要致力于破坏二者之间的共斗关系。革马派这种对运动执拗的占有欲，不得不说与日共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合理安排时间，享受健康生活

当中核派为武装暴动而亢奋不已的时候，革马派也在一旁大举嘲笑：

自成立以来已经过了十年，现在池袋派（中核派）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就像半只脚已经入土了一样。我们尽管已经在东拘入院（尽管被关进了东京拘留所），由于周刊杂志看得太多，还是没能治愈好革命妄想症的武井＝本多（武井为本多化名）的「秋季决战」，不过是自暴自弃的最后挣扎。

他们高喊着「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秋季战斗的爆发等于『死亡的宣告』」、「我们是火球军团」、「就连绝灭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拼上一切的战斗」等等。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被逼到「再这样下去也要破产，那就大干一把吧」的池袋派官僚的最后挣扎。

如今，他们以「死而留名」的1960年安保斗争崩得的心境，幻想着「秋季决战」，为死亡这一最后的盲动而奋战。但是，他们所说的「1970年斗争的尘埃落定」，是一直逃避着自我承认已经摆在眼见的破产的武装起义主义的尘埃落定，是中核派组织的尘埃落定。

对此中核派如此反击：

「1971年秋天，对革马派来说，注定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噩梦的到来。

已经反复重复了好多次『建立以来十年』，这次更深信中核派已经处于『崩溃前夕』，以此来振作精神，不管如何也通过拼命地深信这一点勉强坚持到现在的革马派，面对中核派再一次向秋天发出的战斗宣言，完全瘫软在地，恐惧得几乎要昏过去，只能再一次拼命地相信中核派真的已经到了『崩溃前夕』，由此想方设法地互相鼓励，不要灰心丧气，一定要克服『1971年秋天』。

对于希望想方设法地自保度过秋季决战的革马派来说，秋季的『方针』是『（秋季决战）连帷幕都不会拉开。因为我们的池袋派组织很快就会被我们的革命左翼（革马派）所包围。』

革马派对秋天的决战越是恐惧，就越是赤裸裸地暴露出其反歌名的本质，越来越迫使他们与权力融为一体，对核心派进行反歌名的袭击。

让我们在今秋大决战中，以与决战相符的党派斗争水平，彻底歼灭日益腐败严重的武装反歌名集团——革马派吧！」

中核派投入很深的三里塚九月决战，在革马派看来是毫无革命性的战争。中核派杀害三名机动队员的第二天，革马派来到三里塚时，甚至戴上了「虐杀抗议」的头盔。关于「爆弹斗争」，革马派也完全不屑一顾：

「一小撮阴谋家妄想的『爆弹』路线，对于扬弃日本阶级斗争的危机，克服社共的议会主义歪曲，实现工人阶级组织化的战斗来说，只不过具有了进行翻动的敌对的作用。

『爆弹路线』的妄想哪怕只有百分之一也能成为现实——如此想象的池袋派就像完全在漫画里一样。

我们同盟必须在今年秋天内彻底摧毁那些玩弄烟火游戏的中核派的『爆弹=自爆』路线。」

就在这种双方对彼此路线不屑一顾乃至越发仇恨的情况下，第二名死者终于被献祭到了祭坛上。

这名死者所属的大学是横滨国立大学。横滨国立大学本来是中核派的据点，但革马派却在校内的富士见寮拥有势力。由于这个宿舍里面的空房很多，因此不少其他学校的革马派学生也住在这里。

随着1971年下半年中核派转入暴动路线，它在横滨国立大学的活动家被大量派到校外运动，革马派随即抓住了这个机会，要在10月20日召开临时学生大会，试图一举颠覆中核派执行部。愤怒的中核派学生随即反击，在20日凌晨五点袭击了位于横滨市南区的富士见寮。革马派机关报『解放』如此记载这一幕：

「（袭击部队）戴着能盖住耳朵和后脑勺的头盔，手里拿着长铁管和木棍，腰上都系着一个类似木工袋的布袋，装有布锤和长四十厘米左右的锐利铁管。

在玄关上方的会议室睡觉的宫里君（东工大）在食堂被抓到，被三、四个『池袋派』（中核派）带到食堂前的院子里。被十个人（在从事恐怖活动、私刑的职业专家说着『打他头部』、『接着是腿关节』，意识到要让全学联活动家肉体上无法恢复的私刑的指令下），用铁锤、长短不一的铁管，对头、肩、手等部位进行了近十分钟的殴打。他的手指被尖铁管削落，头盖骨塌陷，需要五个月才能痊愈。」

这次事件的死者水山也同样被铁管、铁锤殴打头部和全身，他因为血流不止被抬进医院，但因前脑、后脑骨折塌陷、上臂、下肢骨折及全身多处挫伤而咽了气。就这样，水山成为了第二名仇杀战争的死者。革马派在事后愤怒地发表题为『革马恐惧症——灭绝沦落为杀人狂乱病患者的中核派吧！』的特别声明：

「对于在『本来的战线』上以『革马派的时代』为目标而扎实战斗的我们同盟来说，已经绝尽生命的池袋派，已经是不值一提的对象了。话虽如此，只要他们逾越了左翼的底线，堕落为反革马的杀人狂乱患者，我们就只能负起革命左翼的责任，消灭他们。到了这里，一切怯懦都甚至是犯罪的。

现在应该运用一切手段、形态和方法，坚决推进灭绝池袋派的党派斗争。」

革马派宣言「要在特定领导层的责任和控制下，有组织地行使特殊的暴力，独自地、坚决地、组织化地对池袋派施加铁拳的特殊斗争」，组建了名为JAC的特别行动队，专门为了打击中核派而行动。

「全国的工人、学生、市民们！

对于再次发生的屠杀，我们必须通过将他们从日本阶级斗争消灭出去，来回答被称为池袋派＝中核派的狂乱的杀人狂。为了运用一切手段、形式、方法，成功地完成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决的党派斗争，请各位毫不犹豫地将……的募捐集中到这里来！」

以上，就是革马派对中核派的正式宣战布告。

在水山君虐杀事件的当天下午，革马派派人到中核派的前进社扔了六个火焰瓶、两个发烟筒和几个鞭炮，只烧毁了咖啡店的一块遮阳棚。不过，这只是革马派复仇的开始。④

革马派首先在全国召开「池袋派绝灭宣言集会」，大张旗鼓地在社会上、在校园里、在职场中进行宣传以控告中核派。另一方面，他们也以实际的暴力进行复仇，先是在10月23日对中核派的东京据点进行攻击，随后又在11月1日攻击了中核派杉并区议员的办事处，「在以北海道、金泽、东海、关西、北九州为首的全国各地，对前进社分社、『据点』大学、流氓无产者（对中核派反战劳动者的蔑称）、反战事务所及其他，公然、周密、连续地展开了直接使用革命暴力的灭绝斗争」，到处对中核派的据点以及中核派成员进行暴力攻击。

在这样的袭击下，根据革马派所说：

「池袋派四处逃窜，把几个前进社的支社清空后放弃（北海道等地），又悄悄地连夜逃走（九州支社——新的据点也被我们立即发现并粉碎），更有学生从北海道到九州，完全逃离了大学，甚至连寄宿处都不回，只是四处逃窜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吐露自己的恐惧，安慰自己。池袋派的工人也脸色铁青，在恐惧感的折磨下无法工作，甚至出现『感冒』和『腹痛』（？），不仅缺勤的人层出不穷，而且某单位的『池袋派』甚至集体提交辞职报告，可谓造成了连劳动者身份都放弃的恐慌状态。」

对此，正在实践暴动路线的中核派自然十分恼火。他们回应道：

「因为我们亲手实现的武装斗争的发展和『消灭机动队！内乱的死斗』路线在全体人民中的贯彻而惊慌失措，断定1971年是『午睡的季节』，一心扑在睡懒觉上时却哆哆嗦嗦地动摇起来，如今被『前所未有的动摇和混乱』所摆布的，正是右翼孟什维克—革马派。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他们，只能从与社共（社会党、日共）既成领导层的勾结，以及以使革命左翼的斗争失败为目的的武装反歌名身上，求得唯一的苟延残喘。

实际上，他们的『战略』可以说是『等待中核派破产』的『等待战略』，如果没有『中核派的失败』就日夜无光，是一种外力本愿主义。

作为官方许可运动的革马派，在国家权力的公认下，企图成为粉碎我国运动的尖兵，成为针对我们的最恶劣的武装反歌名部队。特别是它试图以配合国家权力企图让十一月决战失败的阴谋的部队的身份登场，我们必须把这种国家权力和革马派之间有无相通的背后攻击，当作对十一月决战的武装袭击并坚决击退、粉碎。」

革马派自然不会放过嘲笑中核派的机会，他们把中核派的暴动路线视作「企图逃避党派斗争的虚幻逃亡」，大行批判：

「这不过是因水山君虐杀事件和我同盟的党派斗争而陷入死地的池袋派官僚们自暴自弃的最后挣扎罢了。因为已经万计俱尽，抱着『坐以待毙』心态的池袋派官僚们，下定决心『如果要被革马派压垮，还不如被权力压垮』，为了在『11·14』逃离我同盟的党派斗争，下了最后的赌注。

但我们必须让他们的组织『死于耻辱』。

对抱着『反正都要被革马派杀死，还不如被权力压垮』心态的池袋派，举起不可转托的铁锤，在11·14来临之前，必须由革命左翼亲手坚决完成对这个杀人狂乱集团的歼灭。」

又比如：

「他们的学生和工人一听到『革马』一词就会吓得跳起来，所以当他们在流氓无产者的地区反战和学生动员大会上，亲眼看到遭到我们同盟铁锤而只能身着绷带的活动家时，就连一句『批判革马』也回避开来了，只是疯狂地体味『消灭机动队员』、『超越コザ的东京大暴动』之类的话语。是以祈求神灵般的心情，哪怕一瞬间也想要忘记我们同盟的存在和（针对中核派的）灭绝战。」

涩谷暴动、日比谷暴动后，中核派的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革马派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说：

「这样一来，池袋派组织就已经山崩般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当然，我们还没有宽容到任由他们自我崩溃。应该更进一步把我们的革命铁锤狠狠敲向遍体鳞伤的他们的头上，迅速地消灭他们最后一人。」

不知不觉之间，革马派已经将自己调整成了杀人者的心理。很快，第三、第四名死者在革马派的手下出现了。

就在1971年12月4日早上，革马派袭击了关西大学，杀害了辻敏明、正田三郎两人。辻敏明是1969年京大斗争中时计台死守斗争的队长——当时与机动队奋战了46个小时，也是马学同的副委员长。正田三郎则是中核派同志社大学的支部队长。他们二人被害的场景，被中核派的『前进』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

「早上6点拂晓，隐藏在圆形图书馆旁的黑暗中的革马派，为了从肉体上消灭正在保护封锁法文校舍的街垒的中核派，瓦解关大斗争，用木棒、救火钩、铁管、火焰瓶发动武装袭击。

两位同志彻底应战，虽然拼命地开出一条血路而（让革马派）后退了二三十米，终于被呼朋唤友的他们打倒在地。

对于拖着辻同志的几个人，一名指挥命令说：『杀了他，把他的头扭断。』然后，对着这些无法动弹的他们，把他的双脚抬起，一只一只地打断，还好几次将水泥井盖扔到他们身上。对坚持抵抗到底的正田同志，则用铁管乱打，打到头发和血紧紧黏在铁管上为止。」

中核派对革马派，也终于发出了宣战布告：

「我们将无条件地、全面地宣战，对革马展开全面的消灭战争，开始投入我同盟的全部力量的……军事消灭战。我们不会像革马分子那样，事先捆住我们的手，也不会限制我们的武器，我们会采取一切手段。

辻、正田两位同志！一定要看着了！我们一定会把几十、几百个K＝K联合的人头送到你们面前。」

这里的「K＝K联合」，是指中核派认为革马派与polizei权力一起联合来攻击自己（日语发音中革马与polizei的开头音都是k）。用他们的话，就是「我们同盟和革马的对决绝不是某种倾向的差异，甚至也不是新左翼内部的左右对立、革命的一翼和机会主义的一翼的差异。在这种对立中，已经带有鲜明的阶级对立印记」。在中核派看来：

「中核派的内乱死斗路线使权力阶层感到恐惧，让他们要通过破防法来进行镇压，同时也将自称『新左翼』的所有虚假左翼夷为灰烬。特别是处于最右翼的革马派，变成了一个只会计划着破坏中核派和中核派运动的党派，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反歌名化。『纵火和杀害polizei是狂乱的、挑衅的、腐败的思想的表现』，革马派的言行与资产阶级大众媒体言论完全一致，表明革马派成为了权力的代言人。在与中核派发生权力正面冲突的11·19当天早晨，革马派的『正规军』袭击了中核派干部的住宅，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反歌名。

权力敏锐地看出，革马派即使打着革命党派的旗号，本质上也不是危险的存在，并决心将其作为对抗中核派的最佳敌对物加以利用，两者在反中核这一点上结合在一起。」

本多延嘉接受立花隆访问时，也强调说：

「革马派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反革命，在出发之初只是单纯的机会主义。但是，在谋求将自己的机会主义合理化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将自己完善为反歌名。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只是主张不战斗是正确的，但后来已经来不及了，就开始武装袭击战斗部分（的左翼）。

退一百步讲，即使他们的见解正确，既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我们的生活方式，用各自的方式竞争就好了。但是，他们声称要让小资产阶级杂派解体，又或者一起主张自己对与国家权力斗争者有行使暴力的权利，提出了对我们运动进行白色袭击的路线。

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企图通过白色袭击来突破自己路线上的破产，还利用权力对中核派的空前镇压，甚至以与之合作的形式开始了这样的袭击。

权力相当冷静地观察着革马的这种变质过程，不仅因为革马可以使用而利用他们，而且革马派也清楚地意识到权力的这种意志对自己有利，加以袭击而来。

这就是革马派的沦落为反歌名，所谓的K＝K联合。」

1972年元旦的那一天，『前进』发表了这样的论文：

「我们能把这种与警察权力相勾结的反歌名武装袭击看作是革命派内部的所谓内斗吗？绝对不可以。

同志们！我们不能忘记，在俄国革命中与帝国主义白色干涉军结盟，对布尔什维克发动军事袭击的，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我们不能忘记，屠杀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是社会主义者诺斯克。不要忘记，向流亡地墨西哥派遣刺客来暗杀革命家托洛茨基的正是俄共的斯大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在军事上发展的反歌名表现，决不是所谓的内斗。

如果把这些也称为内斗的话，那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都是内斗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是把看似内斗的事件，放在革命和反歌名的关系中加以整顿，以此区分敌我。

反歌名未必是从远方来的。如果思考一下30年代鲜血染红俄罗斯、德国、法国、西班牙街头和荒野的革命与反歌名的冲突，就会明白，反歌名并非只有警察、军队和民间右翼势力。

举着社会主义旗帜来反对社会主义，这才是最可怕的反革命形态之一。不，毋宁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就是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登场的，希特勒也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游行的。二十世纪的反歌名，主要是打着改变现状的旗号登场的。

与新型反歌名革马武装袭击集团的斗争，是保障20世纪70年代斗争的内乱性、革命性发展的重要支柱。不去明确这一结论的人，将在革命沉入血海后，在地狱中反省。」

中核派与革马派旨在相互杀害对方成员的血腥战争，到此开始。

「到了晚上十点左右，一个用长棉坎肩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男人从门里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四下张望，不一会儿，我们整装待发的部队就跃动到了他的面前。先把这个腿脚瘫软，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的徒辈拽倒在地，然后立即用撬棍与铁管乱打。

对虐杀辻、正田、武藤、川口四位同志，充满阶级愤怒的数十发连环铁锤，将东大反歌名分子深深沉入血海。这段时间，这人所做的只不过是用微弱的声音叫了两遍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而已。

但是，我们愤怒还远没有到满足于此的程度。我们有意识地追求的是「伤口的深度和血量」，是「毁灭度」。首先，先他的把两只脚高高举起，把两只脚踝和左膝完全打碎，细致彻底地剥夺了他的战斗能力。接着，……拿出工业用锤子，全力朝他的后脑勺砸去。铁锤在反歌名分子的头盖骨上轰隆作响，终于，他作为反歌名分子的『生涯』画上了革命性的句号，一动也不动了。

我们的部队对着沾满鲜血的反歌名「尸体」大吐唾沫，轻而易举地穿过户冢警察的警戒网，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撤退。」

——1973年，『完全打倒革马的铁之进击——爆发之赤色恐怖的猛攻』，中核派机关报『前进』

在从1970年到1977年的七年时间里，中核派与革马派相互发起了酷烈的、血雨腥风的战争，倾尽全力，以组织的存在为赌注，对彼此施行一切手段的打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彼此成员发动暴力恐怖袭击。到1975年，甚至连中核派的领袖本多延胜也在家中遭到革马派的恐怖袭击而惨死。两派战争之下，死者大约有100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双方阵营里的人们也是人心惶惶，革马派、中核派的总部戒备森严不亚于中东地区的游击队组织。革马派有活动家坦诚，自己不敢回家，也不敢回去宿舍（因为回家而在家人面前被中核派或者革马派打的血流满地的例子数不胜数），只能在亲戚与朋友家住上一两晚而到处飘零，他感到极度疲惫。

双方的调门在战争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浮夸，越来越激烈，对对方的指责也越来越离谱，从反歌名分子再到全员CIA间谍。革马派有一段时间坚持认为中核派已经垮台，所谓中核派对自己发起的攻击，只不过是国家权力派武艺高强之人伪装成中核派来袭击自己，中核派再事后予以追认（他们将其称为『权力谋略论』）。这里列出一段中核派的谴责话语，以示双方的无限上升态度：

「一·二四三名革马分子被歼灭的事态，使整个革马组织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陷入了恐怖的战栗、组织的恐慌状态、路线的崩溃、近乎完全停止判断的状态。『一·二四』，革马吓得浑身发抖，现在哭喊着要我们放松追击，说『不要在党派斗争中死亡』，真是可笑至极。

一·二四是正义的报复，是革命派愤怒的爆发，是天经地义的报应。我们的愤怒并不是『一·二四等等』所能平息的。从现在开始要做更多、更多！这只是我们的『寒暄』而已。

对我们来说，所谓对革马的战争，是一个整体的战争，战争以敌人战斗力的歼灭为基本判断，这是理所当然的。

死亡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只要有必要，我们随时都有赴死的觉悟，而且强迫敌人赴死也是理所当然的。被对死亡的绝望的恐惧所笼罩的日本既有左翼和小众的文化人，他们的觉悟水平根本不是问题。

『一·二四』显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是双重对峙战争、对革马战争中的『10月8日』。

『一·二四』震撼了整个政权和资产阶级社会，这是其最大的亮点。但是，我们对『一·二四』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基于此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其决定性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二四』。我们讴歌『一·二四』的胜利，充满自信地公开表明其正义性、革命性、道义性，发动『一·二四』之后的红色恐怖，可谓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现在正是进攻的好机会。更大胆地开展红色个人恐怖活动！再苛烈一点！

这里则是革马派杀害本多延嘉后发布的声明：

今天早上，我们全学连战士向反歌名头目本多延嘉挥动了阶级愤怒的铁锤。这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歌名集团，他们以产业战争为名，对工人实施无差别、无限制的恐怖袭击。

凌晨12点40分，本多和防卫队一起开车回到东川口户冢庄的公寓时，我们全学联的战士们就抓到了他。而且，当本多面对我们的战士时，他唯一能说的话就是大喊『杀人啦，杀人啦』，表现出了作为革命家不成熟的态度。在『彻底歼灭』这句话下，那个称赞杀人的男人，在对待我之战士时，暴露了他本质上是自己不会杀人的胆小鬼。

我们也不喜欢血债血偿的战斗。对本多施以铁锤，目的也不是杀害他。他的死，是全学连战士炽烈的阶级怒火，是通过挥动铁锤表现出来的结果。⑤

这场战争的最大后果，还是使得新左翼阵营的整体声誉遭到沉重打击，变得臭不可闻起来。大众媒体不会报道为什么新左翼之间发生内斗（polizei也故意不披露），只会报道新左翼又因为内斗有人惨死了，这就让日本社会的小市民对新左翼彻底失去了任何热情的幻想。日本polizei也对双方之间的暴力袭击乐见其成，甚至有意无意地进行鼓励。即使抓住了中核派与革马派的干部，根据法律polizei也不能处死他们，但只要内斗，他们就会死在对方的手上，这是第一赢。革马派有着很多工人，中核派则有着很多武装部队，双方内斗可以消耗他们的危险力量，这是第二赢。因为彼此相互攻击，双方的机密文件被对方纷纷揭露出来，这是第三赢。双方内斗严重损害新左翼名誉，这是第四赢。新左翼双方残酷的内斗，其中最大受益者之一就是polizei。

中核派、革马派之间的路线斗争，显然是这场仇杀战争的起因。其具体的路线分歧，已经被立花隆概括的很好了：

革马派的组织战术，是正统地在学生方面掌握自治会、在工人方面掌握工会日常活动的领导权。因此，革马派活动家的形象是古典的学生运动的活动家、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此外，革马派学生运动的据点是早稻田大学的自治会，其劳动运动的据点则是牢牢地掌握着动劳，这是革马派组织的特征。

中核派虽然也有努力争取自治会和工会的领导权，但没有革马派那么卖力。更重要的是，它致力于争取每一个能够为革命赌上性命的战士，想要形成职业革命家、革命战士的集团。

革马派（的目标是）在工人运动内部展开阵地战，把主要工会都像动劳一样变为自己囊中之物，最终以现在君临于总评之上的社会党，或者过去君临于产别之上的日共的形式（但由于革马派是地下组织，不会大张旗鼓地公开这种联系），成为君临于日本劳动运动整体之上的政党，对整个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左倾化——他们大致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思考革命的。如果不能形成能够动员整个工人阶级的党，那么对权力行使夺权的暴力行动就不会被提上日程。他们似乎认为，将现在忘却革命的工人运动重新组织为以革命为目标的工人运动，才是走向革命的王道。

中核派认为，以这种形式对工人运动的蚕食，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劳动贵族中获得多数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展开工会的职位争夺战，只要获胜，革命就离我们不远了的幻想。这是与认为只要增加国会议席就能进行革命的现在日共的议会主义路线所遥相呼应的工会主义路线。而且，两者都以革命的名义把工人阶级引向与革命相反的方向，所以说这两者是两大反歌名路线。

与这些路线不同的是，中核派认为只有具有坚强不屈决心的职业革命家集团才能发动革命，只要有这样的革命家集团，即使在此之前没有在工人运动内部获得多数派，也可以在革命紧迫的形势下，有可能一举赢得群众。认为革命除了暴力革命以外别无他法的中核派，旨在建立能够正确领导从武装起义到夺权的暴力革命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像革马派所建立的那种组织，是一旦真的发生革命时就知道毫无用处的组织。

这种新左翼之间相互残杀的残酷命运，直到1990年代初才宣告结束。

随着新左翼运动（甚至左翼运动）消失在日本市民社会的地平线上，中核派唯一可行的激进行动，只剩下效仿赤军派等，进行terrorist袭击行动。他们在1980年代放火袭击了自民党总部（1984年）与polizei宿舍，在国铁即将被分割民营化时又发起大型同时性铁道设施破坏袭击活动（1985年的国电同时多发游击队事件），1986年试图用火箭筒袭击G7峰会的各国首脑与爆破天皇的皇居。他们更在1989年发动「天皇决战」，要「粉碎大尝祭」、试图爆破伊势神宫、袭击常陆宫正仁亲王、爆破新干线铁路、袭击成田机场等。这种「游击队战争」并没能让中核派更接近革命，反而让革命离日本越来越远。

或许是因为这种斗争无法持久，到1991年他们终于采纳了重视工人运动的『五月提纲』，放弃了这种有勇无谋的游击队斗争，开始走上了具有革马派色彩的道路，注重在工人中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同时也不忘继续深入参与大众运动与选举斗争。2006年时，以关西为中心的一部分党员突然发起「起义」，驱逐了关西地方委员会的议长，要求指导部转换路线。对此强行压制的指导部反而更加激起地方的反击，结果中核派从那一年开始分裂为以关西地方委员会为中心的「诸战线派」（关西派、塩川派），和以清水丈夫议长、中野洋副议长为核心的「劳动战线派」（又称central派）。

今天的中核派依然保持这种外向的性质，开设了channel频道，继续用年轻人也可以喜欢上的方式、或者说可以更多地向外界扩大影响力的方式的继续着自己的生存。那么，今天的中核派是怎么看革马派的呢？这里可以查看2018年就任中核派全学联委员长的高原恭平的言论：

「因为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情，所以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和革马的战争是应该进行的，否则日本的革命运动就要崩溃了』——这是从离开中核派的人、不是中核派的人口中也可以听到的话。我也赞同这个观点。即便如此，现在也不会和革马发生战争。虽然我作为东大学生，不能原谅1969年1月安田讲堂攻防战中革马从法文2号馆逃跑的事实。」

那么，今天的中核派如何看待革命呢？

「国家权力就是暴力。我在加入核心派之前，就阅读了卡尔·施密特、马克斯·韦伯等人的著作，思考了国家权力的存在方式，认为只有暴力才能对抗国家权力。在此基础上，中核派（曾经）在大学和街头扔火焰瓶的斗争，现在是否应该进行呢？现在并不是那样的时期。这样的武装起义，如果没有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援是不可能进行的。没有得到广泛支持的斗争是不应该进行的。另一方面，国会的讨论是也骗局。因此，我们以进行总罢工的革命为目标。我想这样理解也可以。但是，看到安倍政权，有人说，如果不做过过去中核派做过的可怕事情，体制就无法改变。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中核派今天依然在不断地吸纳有着某种左翼主张的年轻学生，以保持自己的活力。

革马派则一直保持着自己内向的地下革命组织性质，坚持在工人中扩大势力，也坚持自己神出鬼没的神秘色彩，使得很多关于革马派的历史并不为外人所知——近年来革马派很多时候，甚至在街头进行由行集会时，也不打出「革马派」的旗帜。黑田宽一的理论到晚年一路滑向阴谋论（特别是在权力谋略论上），2006年黑田死后，革马派再也没有像他一样理论家。2019年，革马派内部以松代秀树为核心的集团脱离出来，成立了革共同探究派，人称革共同第四次分裂。

当然，革马派到今天，依然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坚持不懈地指责中核派，甚至在自己的网站中开设了一个专区来辱骂中核派……

①本多延嘉被逮捕前的原话是：

「『四二八』冲绳归还斗争必须成为改变日本历史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只能在推翻权力和屈服于敌人权力的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四二八』冲绳归还斗争是我们的战斗，也是革命的开始。」

②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中随着中核派等旗下的青年反战工人也参与到街头武斗之中，武斗的烈度也上升了。虽然中核派的青年反战工人在「4·28」冲绳斗争中，才被学生部队带着第一次出现，但到69年后期他们反而在武斗事件中牵引着学生部队前进。青年反战工人为了顾虑到自己生活与家庭一开始多半不愿意投身于挥舞着火焰瓶、拿着木棒的生活，但他们一旦下定决心，学生的武斗的激烈程度是无法与之比拟的。

③其中一份批判书如下：

关于八月三日的海老原事件，到去年六月为止，作为教育大学中核反战会议的一员进行活动的人，更作为今年六月在1970年安保改订的市民高潮中，毫无原则地加入「斗争」的一员，在此作如下的自我批评。

一、本年六月的教育大学六月斗争委员会，在没有对去年六月的召回进行总结的情况下，又带着小资产阶级市民主义意识，被自己的激进性和以前的「人际」关系所牵引，自我满足地参加了，对此进行自我批判。从而也对无视阶级斗争全局的犯罪行为进行自我批判。

二、我承认海老原事件是中核派的基本方针——与己到去年六月为止的活动，以及今年六月自己参加六斗委（教育大学六月斗争委员会）是分不开的，自己也肩负了海老原事件的一部分，这是作为客观事实而存在的——的当然的归宿，在此进行自我批判。即超主观主义革命主义的内讧斗争→革命的结合造成的谬误，以及试图用官僚主义的方式来克服由此带来的组织毁灭和内部动摇的、针对其他派系的憎恶，引发了这一事件。在承认具体则是1968—69年的学园斗争＝革命斗争模式下的街头斗争主义所造成的后果的同时，因为自己也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而进行自我批判。更在小资产阶级意识下企图从斗争中逃脱出来，自己也没有进行内部检查就在今年六月参加了六斗委，正是这种中核派的体质导致了这次事件的发生，对此进行自我批判。

三、基于以上的自我批判，对去年六月之前的中核派及其人际关系，乃至此后与中核派的亲和性关系及其体质进行一切清算是理所当然的，也承认将自己的社会观放在对中核派的批判中所形成的任务，是作为社会的、大学的一员所负担起来的。

在此明确指出，上述自我批判并非出于暴力强制，而是相互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

11月10日

T·Y >(第50 ~ 51页)

④革马派做了如下的夸大描述：

「对着前进社像雨点落下一样送来了火焰瓶，前进社的招牌熊熊燃烧起来而坠落。杀人犯因恐惧而脸色发青，紧紧抱住门口用桌子垒成的路障，瑟瑟发抖。我们全学联的攻击部队毫不留情地向他们喷射火焰瓶，并施以铁锤。」

此后两派攻击对方时，屡屡进行大本营发表，将自己的战果描绘得极其离谱。

⑤中核派回应如下：

本多延嘉书记长是我们同盟的创立者，也是创立以来自始至终的最高领导人。一贯坚持和发扬反帝国主义、反斯大林主义世界革命旗帜的伟大革命家、书记长本多延嘉于3月14日凌晨被可恨的反歌名革马屠杀。

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沸腾的愤怒与怒火，无论用什么样的力量，都阻挡不了我们强烈的复仇决心。

我们在此郑重宣布，在此关头，我们将发动对反歌名革马的复仇的全面无限制战争，以黑田、松崎、土门等为首，向所有反歌名分子施以死刑攻击。

被卑劣的反歌名革马分子的黑手屠杀了党的代表。必须要赌上革命党、前卫党的自尊心爆发一场惨烈的复仇之战，实际进行一场比任何语言都彻底的复仇战。把死亡的铁锤敲在反歌名分子头上，只有这样，才能扫清反歌名的乌云，照亮革命的光明道路。

复仇、复仇、复仇，仅此而已。报复、报复、报复，仅此而已。

我们要在本多同志的灵前庄严宣誓，必须进行日本阶级斗争史上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主义的凶猛爆发，一扫反歌名白色恐怖集团。

具体来说，我们对虐杀本多书记长的最高责任人，反革命杀人犯黑田（革马议长）、松崎（革马副议长）、土门（革马政治局委员）等人，首先坚定地确认并向国内外宣布，要实施处死的处决攻击。

不管他们如何逃窜，我们一定会追到天涯海角，拨开草根，挖尽河底，一定会彻底消灭他们。

我们要以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对他们判处死刑。并宣布一定一定要实施。

第二，不仅是黑田、松崎、土门等领导中枢，对于反歌名杀人集团的所有隐蔽分子，无论是潜入产别的隐蔽分子，还是JAC分子，我们都有权一个不漏地彻底消灭，以及有义务依次行使这些权利——我们要让天下知道这些事情。

作为反歌名的氹员，回避其责任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们只对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完全隶属于我军的人进行一定的考虑。

参考文献：

『平成·令和 学生たちの社会運動 seald、民青过激派、独自グループ』（小林哲夫）

『中核VS革マル』（立花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