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社会历史转型，催生出“冲突—抉择”型的公共叙事母题，异质文明之间的罅隙、错位与冲突及其导致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观念行动和精神肌理的裂变、重组与变异，成为作家所倾心凝望的文学视域，演绎出“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郊中国”“城镇中国”等多种乡土小说叙事形态，僭越了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既有边界范畴。这是社会变迁与文学表达彼此呼应的艺术常态。在当代，作家主导观念当中的城市与乡村泾渭分明、各居其所，小说人物及其肖像、精神和美学往往承担着特定文明话语的符号象征功能，从文明语境、生活情境、社会环境，再到人物形象、精神气质、文化思想，都呈现出显豁而迥异的谱系区隔，诸多小说以看似微观生活的叙事，实则试图呈现的是宏大的历史命题。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小说叙事自为机制的钳制与规定，它以宏大的文明转型视域投射观照小说人物，日常的、世俗的、底层的、边缘的“民间”往往承担着整体、象征和先验的含义，并最终归位于社会历史的生活必然——真实的民间近景被遮蔽，真实的微观个体被放逐，更为重要的是，超越“城—乡”语境制约的“人”的存在本体的丰富性、自足性、精神性、超越性、永恒性也被屏蔽。

在乡土小说经验已经丰沛而饱和的中国文学现场，70后作家杨遥的新城乡叙事，展示出他对既有城乡中国叙事经验的拓展与超越，他以“新城乡小说革命”的总体性文学自觉，完成城乡小说叙事的艺术开拓与美学创造，构建出极具先锋性的新城乡叙事的文学路径。在杨遥对“城乡中国”的“历史”“现实”“个体”空间的多维形塑当中，他将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象征、存在、印象、心理）进行融会，从文学的总体性视域和整体性实践当中，完成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小说观念、小说精神和小说美学的“新小说革命”，即杨遥的“叙事发明”最终衍生出坚定而深邃的“真实发现”，包括对乡村、郊镇、城市，以及在城乡当中迁徙流动的空间景观、个体景观、人性景观的持续不断地发现：“人”及其存在的幽深城堡重新成为小说与叙事的轴心源点。节制、内敛、冷静、简约是杨遥小说叙事极具标识性的个人风格，他以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想，荡涤了历史风云和时代诡谲之于人的撞击与回响，专注于聆听和扩大民间个体蜷缩于阴暗角落的幽微之声；他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穿透民间底层的撕裂呐喊和表象苦痛，勾勒着沉默个体的生命困境和精神沉疴；他以现代主义的总体思想，开掘出异质文明转型时期被时代、历史、社会所遮蔽的人的存在的丰富与绚烂；在其后来的创作当中，杨遥更是有意识地突破之前的叙事调性，借助“本土化”的“道德价值”与“后传统”的“存在救赎”，完善着小说“回归式”的“未来寓言”，并以古典主义的文学思想，厘清热烈、诡谲或荒诞的生活表象之下，人的生命存在所注定的抉择的坚定与羸弱、信仰与悖论，创造出具有民间本土性的“肯定美学”与“和解精神”，呈现出“反现代主义”的古典美学品格。因此，杨遥在其小说当中所展现的是具有跨界性、融合性和延展性的新城乡小说叙事理念、叙事精神和叙事美学。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视域之内，杨遥的小说在对城乡空间的多维叙事当中，构建出具有当代小说革命意义的“民间古典主义”“自然存在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经典现代主义”的小说叙事范式，完成了城乡小说叙事新经验的生成、新路径的开拓、新美学的创造。

民间的质地与个体的悖反

日常的城市与鲜活的乡村，充当着填充民间概念的社会历史内容。因此，城乡民间既是与官方体制、知识圈层相对应的概念，更是有着清晰纹理、可感可触、更迭涌动的生活实体；城乡民间既是具有精神同一性和心灵稳定性的理想乐园，更是有着自身权力规约与等级秩序的生活话语场域。在杨遥的民间个体叙事序列当中，他对生活在背光角落呻吟的底层人的叙事热衷，实则是他对人性、道德、精神和心灵在逼仄而撕裂的存在境况当中的冷观隐喻与悲悯同情——杨遥严肃而真诚地勾勒着他们的心灵、思想、活动和命运的起伏无常。他们是城乡当中喑哑而巨大的存在，杨遥赋予他们普遍性和典型性，他们的“存在问题”也因此成为弥漫于民间底层但又普遍未知的精神痼疾。杨遥解构了文学所依持的道德性、正当性、合法性等启蒙话语关键词，消解了民间底层叙事所享有的文学介入社会的批判指向，将“人”的存在困境和遭遇经验作为叙事轴心。

第一，杨遥以“一花一世界”的文学棱镜，抽空和剥离了小人物身上的“小”所附着的阶级性、政治性、资本性之后，让纯粹的精神化和存在化的“个体之人”，与充盈着社会、资本、政治、道德、理性的“城乡民间世界”进行抗争，在或灭亡或胜利或妥协或沉寂的结局当中，呈现个体之人的精神、心灵、生存的或残忍或极端或欢愉或温暖或高贵或倔强的人性质地。一方面，杨遥的小说深藏着对城乡个体所面临的“压抑与解放”的生存分裂境遇的深刻发现与人共存于多个空间的钳制，这构成了杨遥小说叙事演进的情感动力；另一方面，杨遥对城乡转型语境当中个体的命运沉沦充盈着深切的悲悯。这是杨遥“现代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美学的新创造。

第二，杨遥以当代个体化叙事的文学视域，审视着个体化成长的合法和坚定、难度和前景；同时，杨遥还将个体放置于其一度意欲蝉蜕的城乡集体化的语境当中，审视城乡集体作为制掣性的反启蒙力量所蕴藏的正面人性。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所形塑出的彼此救赎、互为启蒙、生活对话的模式之内，个体和集体所共通的人性质地展示出温情与残酷并存的“辩证法真实”。《闪亮的铁轨》是一个村庄群体唤醒零余者人性感知的“群体胜利”故事。弧村的民间集体以隐忍善良、古道热肠的宽容与博爱，试图救赎少年于孤独与偏执的深渊，而少年漂泊者的人性复苏，证明了民间道义的胜利和个体偏执的超越。与此同时，杨遥笔下的民间个体作为异托邦的另类存在，在与群体的拮抗或对话当中，还能够激发出集体所不自知的精神痼疾，让群体褪去温和或绚烂的表象，裸露出被放逐、被压抑、被残害的真实面向。《二弟的碉堡》则演绎出个体对抗群体并成功改造群体、赢得尊严、保持生命野性的“个体胜利”的故事。杨遥一方面对现代性所极力张扬的个体乌托邦进行全面祛魅，呈现出个体所面对的残酷阴冷的“压抑”和所蕴含的生命能量“热烈”的双重性；另一方面，杨遥青睐谱绘民间集体所具有的精神召唤和集体囚禁的悖反性。而零余个体与民间集体之间，在彼此的对峙、逃避、改造、反击乃至企望当中的“反乌托邦”的心灵图景，既是对集体性格的文化开掘与审视，更是对个体人性质地的拷问与自省。

第三，杨遥的小说凝望着当代个体的精神自由所普遍面临的被庸常生活所围困的境况，他对民间个体所隐匿的多重压抑的审视，触摸到了人性的沦陷所致的生命荒芜；但他更倾心于个体所展开的对存在围困的反叛、对个体理想的坚守、对生命自由的渴望的精神景观雕刻；同时他又以哲人般的睿智洞悉着个体在对精神理想或生命自由不断抵近的过程，所附带的个人意志与存在囚禁之间所可能生发的种种不确定性，“超越”“浪漫”或“沉沦”“溃败”成为个体努力逃离政治、历史、资本、命运的牵制而获得理想自由之后所必然面临的生命困境。《给飞机涂上颜色》当中，张明清的生活如同身处窒息的牢笼无法挣脱，“见义勇为”就是他所完成的生命光芒的绽放。《雁门关》当中，雁门关这个承载着英雄豪情、历史想象、青春火热的精神之乡，却成为主人公难以企及的生活彼岸，日常生活的艰辛、底层遭遇的屈辱、人到中年的困惑，都隐藏着生命光泽褪去的悲剧，短暂解脱无法真正重构心灵的诗意家园。《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是“我”在庸常生活压抑下的一次精神释放，但真正的逃脱只是一场一厢情愿的虚妄。《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当中的元明厌倦了生活的平庸，于是将自己沉溺于不停洗碗和转呼啦圈中，看似荒诞的情节实则是对当下人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的抽象概括，当执拗、狂妄、空虚、卑微同时涌向个体之时，也是不可理喻的存在荒诞的发生之时。

第四，杨遥的城乡中国叙事避开了对生活悲情的“原因追溯式”的外在批判，而聚焦悲情现状在个体的身体与精神的“结果段位状况”的内在描摹，因此，他的民间叙事更具对自我存在体反思的镜像效果。《唐强的仇人》以弱者非理性的“复仇”的荒诞为主题，却充斥着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和兽性泛滥，虚妄的复仇只是弱者群体的精神自慰，生存的无望、复仇的虚妄、弱者的卑诺，才是小人物所普遍面临的生命困境。《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当中，“我”从校园步入城市的初次人生体验，也是一次人生的成人礼仪式，其中的生活体验蕴藏着对生存磨砺的审视与触摸，坚定着对青春梦想的执着，在世俗的冲击和漂泊的旅程中，唯有超脱性的“生命浪漫”与“生活信仰”是应对强大裹挟、夹击乃至毁灭的盾牌。《你到底在巴黎呆过没有》当中的流浪者阿累，在一步步接近繁华的巴黎时，他的行动所隐喻的生活单调和信仰偏执让他迷失了生活的信心、生命的激情，他有着卑微中的倔强、厌恶中的坚持、晦暗中的努力，但无法逃脱来自生命底色的晦暗无望。

救赎的虚妄与存在的沦陷

第一，积极的救赎与解放的行动。杨遥洞悉着当代人身处压抑情境当中的无可挣脱——群体压抑、俗世压抑如影随形，但是杨遥却能以冷峻而不失激情的敏锐与理性，欣喜于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弱者在精神自由的渴望之下，在人的本质力量的激发之下，以种种或虚幻或短暂的自我救赎方式，完成着压抑解放的行动实践和心灵蜕变。《在圆明园做渔夫》当中，白蒹为了躲避钟飞的讹诈和纠缠，以“历史”的虚妄享受着古代帝王般的自由，这是弱者压抑的缓解和释放。《在A城我能做什么》当中，一群生活失意者以各自的解脱方式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但生命存在的意义或许只是坚持与煎熬，它隐藏着生之无奈，也孕育着生之希望。《大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当中，孟良和“我”都对理性化生活进行逃离，努力触摸真实的生活质感，这是平庸时代对扼杀精神自由的集体逃离，孕育着孤独共鸣的契机。《风从南方来》以小孟对体制规约下生活压抑的反叛为主题，他吃鸭头、买鸭头、卖鸭头、学鸭头的荒诞行径，深隐着以麻醉方式对庸常生活和黯淡生命的逃避。

第二，救赎的虚妄与信仰的重建。杨遥以人性叙事，重构人类在寻找到个体自由之后，持续寻找精神家园的后续精神动力。他深谙当代个体自我救赎的普遍无效，在祛魅的过程中，自由成为最高目标，但是自由疆域的漫游又将人推到了流浪弃儿的境地，因此在解构年代重新相信“上帝复活”就是陷入上帝死了之后的当代人重新确立信仰的一条复归式途径。《柔软的佛光》中，肉和尚是被民间集体所遗弃的孤独者，但个体与群体却可以在人性温存与乡土人伦的层面，获得生命的净化和升华。肉和尚所信奉的佛世界，并不是他逃遁的空灵世界，他以自己的大慈与大爱，改变着自身与村人的疏离、歧视、冷漠的境遇，最终在肉和尚澄澈的人性温暖中得以消散，底层人群之间的相濡以沫和情感慰藉剔除着灰暗生存世界的绝望，在信仰中觅得了对生命意义的憧憬。《奔跑在世界之外》当中的孙金以佛教的大悲悯，救助着“最需要救助的人”，但孙金心怀信仰、身体力行地坚持写作，也灼照着“我”以及身边人组成的平庸世界的烦躁、灰暗和无趣，他以脱离平庸俗世的信仰和超越的异类性，诠释着何为大慈大悲。

第三，对压抑的反抗与人性的异化。杨遥深刻洞察到生活弱者的精神主体在无望、无奈和无助的境遇当中，人性所滋生的扭曲、癫狂和分裂，这种对压抑的反抗和解放的无果，正是人的生存荒谬和生命晦暗的寓言化象征。《硬起来的刀子》以饱满的情绪细节正视着生存压抑中人性的非理性和宿命解脱的难度。《谯楼下》当中，城市夜灯下的小商贩成七，在生存、性、尊严的屈辱和压抑下滋生着心灵自由和精神寄托的浪漫幻想，当幻想破灭之后，他也陷入了无望的深渊。民间底层的艰辛、淳朴、执着、道义，联系起了女子与成七的命运共鸣，世俗的生存压力、夫妻关系的不伦、人性的被践踏，让他逃避着现实的一切，在对风尘女子的期待与想象中获得疗救，这是成七作为底层个体对生存窘境的挣脱方式，而这唯一的幻想泡沫的刺破，也彻底摧毁了成七所寄寓的人生浪漫，他的非理性报复也将自我推向毁灭的尽头，这是生之逃避的最高界别，也是对无爱世界的最后诀别。

情感的迷狂与历史的忧郁

历史代际的经验优势和深微的城镇生活体验，使杨遥的个体叙事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乡土伦理等视界领域，而是可以脱离了外在历史重负和文化境遇之后，从较为纯粹的性别、历史、记忆等维度，反思个体成长的迷狂，体味个体生命的困境。这是杨遥对饮食男女、俗世繁华、历史物象、文化记忆所构成的民间质地的再发现，他触摸着历史物事的当下孱弱，悲悯于心灵浪者的精神残缺，更发掘着在荒诞绝望和无所依傍当中，那些并未丧失本质力量和主体自觉的人，他们的种种以信仰、爱、自由来实现自我蝉蜕的抗争努力，以及这种抗争或努力所附带的不可预知性的深邃、幻惑与可能。

第一，杨遥以古典主义的节制和现代主义的印象，解构了异性之间爱情的高尚与和谐，将理性与节制阙如的“爱”视为一种潘多拉式的魔盒，它裹挟着温柔与甜美，但也包含着激情与冲动，个体在释放人性能量和爱的热光的同时，也隐藏着人性释放和爱情锐力所可能引发的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和破坏，于是，爱的压抑/爱的宣泄就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般的人生谜题。《张晓薇，我爱你》是作者对昏暗世界当中存有的浪漫纯真爱情的执着和缅怀，也是人生成长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苍凉审视。张晓薇从青春时期天使般的天堂坠落到底层的凡尘，赵小海则同时经受着“青春期的爱而不能”与“后成长期的生活折磨”的双重压抑，赵小海在张晓薇日常生活自由的欣赏中，寻找到了曾经遗落的精神浪漫和情感诗意。《铅色云城》是一部饱含生存疼痛的阐释“真爱”的故事。“我”纠结于佳佳和蒲两个女人之间，徘徊于性和精神之间，但佳佳却是被胁迫出卖肉体，她与“我”的分手则是精心导演的一场为了心爱的男人而放弃的爱情大戏，肉体的堕落却呵护着爱情的神圣和灵魂的圣洁，相比之下，“我”的“爱情”则显得自私和狭隘。《丢失了的，永远丢失》中在机关谨小慎微的大明，在压抑境遇下对女上司的性冲动，是他对平庸生活的一次精神超越，也代表着爱情白日梦的遥不可及和无情破灭，小说反映出生活弱者所蕴结的反抗力量，以及他们在黯淡生命中的逃避渴望，现实行为的胜利却隐藏着失败者的溃败。

第二，杨遥的成长叙事小说蕴藉着当代个体对精神家园的集体怀恋，对未被社会规约所同化的人性本真的反观，对个体的生命沧桑、人性诡异、宿命妥协的反叛，因此杨遥成长叙事当中个体精神的混乱、狂想和荒诞，既是人的心灵成长与欲望蜕变的真实体验，也是对社会规约经验的积极个体超越。《裁缝铺的小子们》在血腥、暴力、烦躁、复仇的网织当中，讲述年轻人发泄多余的生命活力，村镇也在活力的刺激下增添了生活的奇崛，但这一切都无法走出宿命的捉弄，展露着生活的凌厉和心灵的焦躁，诠释着民间生存的自然性法则。《从滹沱河畔出发》记录了青春迷茫期的成长和蜕变。几个懵懂而心怀理想的青年，各自追随着自己的梦想，他们未被岁月洗涤的纯真友情，是精神低谷时最美好的浪漫回忆。《跳舞的人是你》是成长足迹的见证，岁月已逝，青春不老，曾经的三毛录像馆、租碟女主人，见证着“我们”的羞涩、懵懂与成熟，因为有着对青春记忆的集体怀恋，生活充满了希望的无限可能。《在六里铺》演绎着压抑的“跨时间性”。被高伟欺凌的记忆，是徐强成长岁月中挥之不去的心灵软肋，小说反映了弱者的隐忍无法改变人性之恶的嚣张，童年的创伤导致了一个人精神的裂变，这些跨时间性的压抑总是会在蕴藉的边缘迸发毁灭的力量。《膝盖上的硬币》充满青春的狂想激情，但在一次“救人反被讹诈”事件之后，瑰丽的生活却遭遇了现实风暴的摧残，“我”领略了生活的无趣，也体验到了人性的卑污，青春的狂想褪去了光环，只剩破碎的残局泡沫。

第三，杨遥的历史个体叙事，是对一些逝去的职业、一些隐去的群体的文学记录，因为文学不仅是时代强者的证明，更是文明遗落物的记忆、对弱者尊严的人道捍卫。这些英雄般的群体以其坚定的个体信仰与时代变迁进行对抗，伴随着挣扎、无奈、妥协、坚守的精神疼痛，他们在时代风雨飘摇当中经历惊喜、曲折或沉沦，但深隐其中的仍然是杨遥对人的生存境遇、内心情感、精神质地的触摸、悲悯与省思，并在这些已经成为“志史”的历史余晖中，发掘着历史更迭和时代转型中人性的伟大和信仰的永恒。《铁砧子》聚焦于修自行车这个传统行业的没落，以及传统民间伦理、民间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激荡下，正在经历的消逝与变异。一方面，作者礼赞民间卑微的职业者高贵的职业坚守，时代的风云变幻并未迫使他们放弃对俗世生活的热望；另一方面，作者也为民间现实的异化传达着隐痛，民间道义被赤裸裸的现实势利所取代，民间只有对世俗成功者的臣服，却不再有对人情伦理的留恋。《养鹰的塌鼻子》反映了驯鹰行业继承者的孱弱处境，塌鼻子成为行业没落却又无法自食其力的“时代弃儿”，他是令人怜悯的职业恪守者，也是让人敬仰的传统行业坚守者，小说同时揭示出这群即将走入历史暗处行业的继承者艰难的时代觉醒和自我更新，这是一段历史遗痕的埋葬和祭奠，也是人生希望的召唤与开启。《逃跑的父亲》传达了裱匠这个古老行业习焉不察的衰败与隐痛，个人遭遇的变故所引起的集体意识和集体心理的微妙变迁，寄寓着对民间群体挣扎于生存边界而无法自主的生存悲悯。

日常和解与肯定美学

杨遥以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多重叙事方法，介入、观照和审视着城乡中国的日常肌理，“发现”了被他者叙事所遮蔽的真实面向，实现了对乡村和乡镇空间当中“人”的主体性存在姿态的透视，超越了城乡叙事所一贯依持的现代性冲突的总体模式，“人”重新获得了在小说叙事装置当中舞台主角的权力与权威。这是杨遥隐秘而坚定的小说革命实践。但杨遥并不止步于重新“发现”，或者说“发现”只是其小说持续获得超越和突破的动力之一；杨遥沿着发现的路径，捕捉当代人普遍面临的区隔、悬空、虚无、荒诞、困厄等日常生命存在状态的内里，无不隐匿着强大而热烈的“反抗”和“救赎”，为兑现这种反抗或救赎的愿望，杨遥则以“生活的和解”与“价值的肯定”等作为自己的小说“发明”方式，打造出超越了现代主义视域当中人的存在发现，而更具有本土性、古典性、民间性、现实性的烟火人间，重新发现人性、人心、道德、价值、信仰存在的真实的日常肌理。适度游戏益脑，沉迷游戏伤身

第一，乡土的新生与生活的热望。杨遥以现代主义的视域观照乡村，展示出其幽暗灰色的虚无景观，这既是乡村真实的面向之一，也是乡土风景的姿态之一，而现代主义视域显然无法有效抵达对乡村真实图景的全面触及。因此，《父亲和我的时代》对乡村观照的现代主义视域被置换为现实主义视域，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实践当中，乡村由此展示出勃勃生机与日新月异的复兴活力，一度作为亟待被启蒙的大地之子的父辈一代，成为引领乡村振兴、乡土复兴的建设者，而一度自诩为年轻一辈的“我”、知识分子的“我”、现代文化象征的“我”、都市文明符号的“我”，却成为被启蒙的对象，乡村与城市、父辈与吾辈之间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被彻底颠覆。以父辈为代表的乡村，成为反哺城市、召唤城市甚至引领城市风尚的话语权威，而乡村的复兴、新生、先进和引领，所激发的是乡村吾民对乡土空间的价值重塑，即父辈所表征的乡村重新成为物质丰饶、精神安稳、心灵皈依、价值兑现、身份确立、尊严捍卫的理想之地，宏大的国家政治战略所引发的乡土变迁、乡村振兴、乡民新生，构成了杨遥以现实主义视域所触摸到的乡村真实、乡土风景的新的乡土美学。

第二，乡村的隐没与身份的失根。杨遥一方面审视着乡村的复兴、乡民的新生等国家战略实施过程当中乡村景观变革的真实图景，触摸吾乡吾民的物质增长、思想解放、精神丰沛、生命热烈等生活质地；另一方面，杨遥仍然以冷峻、深刻而敏锐的叙事基调，剥离出与乡村复兴相伴而生的乡村异化，以及乡村异化所导致的乡民身份的失根及其生命困厄。与《父亲和我的时代》具有互文性的《隐疾》当中，杨遥以现实主义视域展开对乡村日常图景的勾勒，赌博、游戏、诱惑、欺骗、势利等充盈着乡村日常内容，乡村的饱满生机与生活热情渐趋湮灭，取而代之的是乡村世界的慵懒、扭曲和颓败。因此，阿天以离乡归来者的身份不断尝试重新走进记忆的乡村，但却屡屡被乡村的变异锋芒所伤害；朱青以表演性或精神性逃逸的姿态试图继续延续逃逸乡村的流浪旅行，但这种短暂的仪式化逃逸最终不得不直面城市的冷漠与精神的孤寂。回归乡土而不得，逃离乡土而无向，乡村不再是复活和振兴的正面形象，而是漫漶着精神异化与文化失根的隐痛焦虑。但是，杨遥同样捕捉到了家园隐没与文化失落之后，当代人所展开的积极自救，无论是阿天还是朱青，他们都是以失根的身份姿势和流浪的精神姿态，在与乡村、与城市、与婚姻进行妥协、和解。这种“和解”表现为他们与自我的身份记忆、自我的身份渴望的决绝“断裂”，并在断裂之后努力重构着自我的崭新主体身份：阿天婚姻的平和安稳、朱青生活的浪漫诗意等，虽然他们最终只是以模糊的身份在生活轨迹当中顺势滑行，但他们对乡村伦理的隐秘恪守（阿天与殷柔的婚姻）、对城市景观的内在好奇（脚踝到底冷不冷），都验证出乡村或旷野只能作为他们逝去的精神底纹，真正的乡村已经成为他们无法回望和企及的明日黄花。

第三，和解的哲学与虚无的超越。杨遥以现代主义视域所发现的民间个体身处的虚妄、荒诞、无望、颓败等生命存在境况，祛魅了乡土的诗意想象与城市的现代想象的绚烂迷惑，展示出超越具体社会时空语境之后人所共同面临的生命本质。与此同时，杨遥也开启了他对人的现代主义荒芜处境的整体性精神救赎的探索——当祈求于超越人的存在境况的神学救赎被验证为无效和虚妄之后，回归日常生活、包容人性芜杂、理解心绪意动、确立和解美学、寻找世俗浪漫，成为杨遥对人的现代主义存在境况的撤退式自救与隐秘性反叛。《流年》当中“我”与妻子聂小倩、红颜知己王小倩，都在孤独裹挟、信仰坍塌的人生境遇中，渴望着对自我沉沦的救赎。维系“我”和聂小倩婚姻的世俗期望，与“我”精心经营世俗化的目标相反，聂小倩开始了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反省，无爱的婚姻、庸常的生活、苍白的精神，她选择了宗教来解脱这种孤独和残败。孤独和隔绝是曾经最亲近的情侣的现存婚姻实质，也是褪去浪漫光环之后的人性裸露。当“我”上浮到了热火朝天的世俗生活，妻子也从超脱世俗的执迷降格到俗世生活，小说揭示爱情和婚姻的实体存在巨大分野的同时，揭示出当青春期和浪漫期的信仰终结之后，两性之间的隔阂通过心性实现救赎，正是延续爱的生命的有效方式。《未来之路》当中，莫小戚的母亲与父亲之间日日上演情绪对峙、情感冲突、认知隔阂的婚姻危机，但他们在观照了姨和姨夫离婚现实的悲戚与惨败的事件之后，婚姻开始复位，对峙开始消弭，他们心照不宣地以“和解”的哲学继续着日常生活的升腾，人的绝望、虚无、孤独、乖戾被消解，父亲与母亲重新点燃了生活的热情与生命的渴望。

第四，道德的肯定与人性的确认。杨遥深谙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思想视域所具有的消解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圭臬的断裂力量，道德、价值、信仰等所具备的话语能量被视为值得怀疑甚至是虚妄的存在。这种解构一方面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它祛除了笼罩于个体之上的枷锁，赋予人以高度的自由选择权和话语主体权，在完成了对个体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内在批判意识的赋形之后，人真正成为世界、生活和思想的主体，人的单面性存在转换为多维度存在，这是对人的真实境况的理性直面。另一方面，杨遥也先觉性地意识到现代主义思想的解构所必然附带的价值真空与抉择迷茫，“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较之于人所承受的外在沉重囚禁，虚空荒芜的囚禁更具有对个人主体性的冲击性，因此，杨遥不仅自觉提供着被表象所遮蔽的本质真实的陈述，在解构主义为宰制的当代话语场域当中，他更是积极重建肯定性和确定性的当代价值话语。而杨遥在小说当中所发明的是“后传统主义”的价值话语，以此作为其小说的现代性与本土性进行对话融合的有效方法。《英雄李育民》当中的李育民以博大的胸怀呵护着非亲生女儿，以集体主义的道德责任感和利他主义的职责使命感，坚决捍卫着乡村的集体财产和道德底线，最终以自绝的方式捍卫着自己的名节与清誉，诠释出平凡英雄的坚韧与伟大。《黄河远上》当中伯父与父亲之间貌似冷漠的分别，却饱含着他们之间最为真切的亲情与关爱。《银针》当中，陈永生之父遭遇无理“医闹”，却无法动摇其父恪守医者仁心的信仰，他的仁爱使命继续被其子陈永生所续接与践行。《鲽鱼尾》当中的燕非以其充满民间野性气息的质朴勤奋让江渔暗生钦羡情愫，但他们之间恪守着界限的异性之情，诠释出人世间情感的确信、永恒和高贵。《太阳偏西》当中的罗鹏飞在逃避责任与直面惩罚的抉择当中经受着道德与心灵的纠葛，而他的“纠葛”与“犹疑”以及最终所选择的直面惩罚的开放式隐喻，正是对“罪与罚”这一传统道德伦理的隐秘捍卫与日常践行。